评选中， 葛兆光老师《中国思想史》、罗志田老师《士变》这两本新著双双入选我馆 2025年度十佳图书（学术类）。

感谢读者和评委老师们的慧眼如炬，尤其是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当大家看到 两本书的全名——

《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修订本）

《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相信大家会有同感： 呼应上了！

葛兆光老师的《中国思想史》讨论的是 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变迁过程。

罗志田老师的《士变》则 是一部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贯通地考察近代中国的世事更迭与人心流转的互动。

两本著作一起读，相信能为大家了解中国思想史发展和士人思想观念演变， 提供一条完整的线索链。

绿茶老师在书评会现场追忆：

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这部作品是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时候我在风入松书店做店员，我每天从库房里抱出一大摞，码在前台一天就没了，又抱出一摞，一天又没了，学术书卖得简直超乎想象，《中国思想史》就是这样一部著作。这种著作史或者文献史，这些著作对于阅读者来讲简直太重要了！

葛兆光老师的《中国思想史》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备受读者关注，并重新修订出版， 可见这本书的魅力之大。

这本思想史的魅力来自于哪里？

一个支“点”、两个念头、三个问题

这就要从葛老师的自述和写作初衷寻找，也与葛老师撰著本书的 一个阿基米德的“点”、两个念头、三个问题紧密相关。

我们听听葛老师的自述：

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总需要一个阿基米德的“点”，才能在整体上撼动旧思想史叙述传统。思想史千头万绪，总要有一个根本落脚处，这才能建立思想史的一个根本性“依据”，一个笼罩性“基础”，并给出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为寻找能撬动整个传统思想史的阿基米德“点”，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

“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家的天才思想，未必与普遍社会思想水准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歧路，并不见得适于叙述。”

“过去（只是）作为背景的一般思想状态，是否应该在焦距变化中，由背景凸显为对象？”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个念头很强烈。

第一个念头是思想史如何与哲学史分道扬镳？

第二个念头是中国的思想史如何注意外来思想文化因素，如何把中国思想放在世界和周边的背景中，看看思想如何能，或为何不能走出传统。

思想史研究就应当关注传统基因在历史中的形成与延续，我觉得，尤其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传统中国强大的皇权，究竟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而且延续的，它凭借什么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力量，能控制庞大的疆域和人口，能绵绵不绝？

第二个是历史上中国的华夷之辩和天朝意识以及文化优越感，为什么如此强烈，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为什么它至今影响着中国，不能顺利融入世界，接受外来新文化，在思想上“脱胎换骨”？为什么总要有“体用”“本末”“道器”之分，对接受外来知识与现代文明总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第三个是有关传统中国思想如何向现代转型。几千年里中国始终“在传统内变”的惯性是何等地强，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后，坚船利炮来了，才不得不“在传统外变”，并且走出帝制，“从天下到万国”。

也许，正是葛老师一直思索的这一个支“点”、两个念头、三个问题， 让这本思想史有别于其他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也能让广大读者能够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仍然期待阅读这本书。

或正如 评选现场《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老师所说：

葛老师的特点是他是文献学出身，一位思想家写这样一本书，他没有教条的东西束缚，以思想、现实关怀、问题意识见长，他的书非常有启发性。

为什么说两本著作一起读，效果更佳？

今人著史，总是不可避免代入今时的关照和世界的视野。

如葛兆光老师所说：

我写的是1895年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关于现实的这些感受，不能直接写到思想史里，不过这些感受，还是会渗透到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理解中。

在1895年之后，你已经无法仅就中国谈中国，因为中国的所有历史变化、思潮起落、文化转型，不是与日本相关，就是与欧美相关，中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帝国，而是万国中的一国，中国究竟怎样自我认知，也不得不依赖世界与周边。

我总觉得，应当承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传统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还在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

罗志田老师说：

中国过去长期偏于“自立门户”，对六合之外多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在近代被拉入波谲云诡的“世界”后，不能不因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而做出根本的转向。其转变的历程虽充满不如意，却也让人有所期待。

认识“中国的近代”，就是要看清今天的中国是怎样从历史走来，了解究竟是哪些中外历史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以探索我们可能走向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

与葛老师关注的 “不得不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代转型”相同，罗志田老师也认为 “近代中国的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且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近代转型，并撰著《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两本书专题讨论。

与葛老师的关注视野不尽相同， 罗志田老师的新作《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重点考察了1895年以后中国的近代士人思想变迁，以及世界背景下近代中国的世事更迭与人心流转的互动。《士变》以“士变”为轴，考察了近代中国多个关键性的社会思想转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属于对传统中国思想史演变研究的一种接续和回应。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

士人身处“四民之首”，中国从世事到人心各个层面的演变遂常带有“士变”的意味，亦为时代巨变之关键。

西潮大规模到来之前，中国学术自身已生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然而 西潮的全面冲击引起士人的思想震荡，导致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都渐失重心。

中国的传统士人在近代出现颠覆性的激进，不仅批判整个既存秩序，更对自身进行严苛的“自我批评”。

读书人先是面对中西“道出于二”的巨变，旋即又要适应因西方的分裂而呈现“道出于三”的局面，不得不在国家与文化的紧张之中，努力探索中国的主体性。

《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马培杰老师推荐本书：

罗志田老师的《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它每章讲了个变，讲在中国思想史怎么进行拐弯的，串联诸多的问题，思想上怎么发生转折，对于大变革时代的我们来说，这个概念本身的提出很有意义，这本书也很值得推荐。

士治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从“礼治”转向“法治”的新时代

从天下一统变为万国竞争的近代，传统的“无效”或逐渐“失效”，也是明显的。然而随着“天下”的崩散，新“知识人”取代“天下士”而成为新兴的“舆论”之主要构筑者。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本是要解决天下（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但 在近代思想和社会的权势转移进程中，其自身却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更出现了从学术、思想到政治、社会的多重“士变”。

对很多读书人来说，不论世事的安与危，“新旧中西”这一时空缠绕始终盘踞心头。

如罗志田老师所说，《士变》多将思想与近代政治、社会的变迁合论，甚或直接探讨一些基本的“事变”本身， 既希望能在具体史事中呈现思想的作用，也力图在事变中揭示思想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