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曹丕和西南的刘备分别在黄初元年（220年）和章武元年（221年）登基称帝。此时，孙权的心情必定非常复杂。对于孙权而言，他一直有着帝王之志，但在这一时刻，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在古代中国，做事情强调“名正言顺”，正如古人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孙权不得不仔细考量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1. 从正统性角度看

曹魏政权通过儒家思想推崇的“让贤”方式，成功实现了汉朝与魏国皇权的平稳过渡，占据了中原的政治版图。蜀汉的建立者刘备则自认为拥有皇室血统，是汉朝的正统继承者。相比之下，东吴政权从孙策依附袁术的地方势力开始，到最后独占江东，在曹丕称帝之时，仍然算是地方割据势力，虽然名义上仍处在东汉的控制下，但东汉早已被曹魏取代。以“正统性”来论，整个中国大陆上此时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代汉的曹魏，另一个是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因此，孙权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暂时不称帝，而是选择向魏称臣。

2. 孙权的内部环境

孙权领导下的东吴政权并未得到江东本地士族的广泛支持，或者说“吴人治吴”的理念仍然没有完全落实，内部依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尽管三国时期各自为战，东汉名存实亡，但民众普遍还是渴望大一统的局面。因此，从孙权的角度来看，直接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跃升为“帝国”，显得过于急功近利。他的计划较为简单，即首先以魏国为正统，成为魏国的附属国，将吴国从侯爵提升为“吴王”，同时推动吴国政权的合法化和江东本土化。他着手整顿原本由汉朝官员所控制的江东地区，让曾经的汉臣转为忠诚的吴臣，借此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孙权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从藩王到帝王的道路，形式上看，魏蜀吴之间仿佛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格局，然而，实际情况依然是走向了分裂。孙权为自己的帝制之路奠定了基础。

3. 外部环境分析

如果地方政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贸然称帝，往往会被视为“乱臣贼子”。虽然孙权与蜀汉曾因争夺荆州而关系紧张，甚至爆发了著名的“夷陵之战”，但双方最终的关系也算是有所缓解。就“正统性”而言，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家表面上都遵循着“名正言顺”的原则，实则不过是各自巧妙地遮掩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而已。孙权处在魏蜀两大皇权之间，表面上看似顺应了魏的统治，实际上更多将焦点放在了如何稳固自身的政权，积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孙权最终选择了向魏臣服，而不是与蜀国联合。首先，魏国作为“代汉”政权，其合法性更为明确。尽管刘备称自己为“皇叔”，但他的刘氏宗亲关系复杂且难以考证。从政治实力来看，刘备的号召力和军事实力确实不足以让孙权全力支持。其次，在孙刘联盟期间，孙权始终是主导一方，即使在刘备势力达到巅峰时，孙权也认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再加上后续与蜀汉的多次冲突，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再者，赤壁之战之后，魏国的战略已转为防御，而孙权与曹操之间的关系曾有过“提携之恩”。相比之下，蜀汉的立国时间较短，缺乏稳定的战略基地，如荆州等重要战略资源，其自保能力较强，但很难挑战魏国的霸权地位。

黄初二年（221年）11月，魏文帝赐给孙权九锡之礼，这象征着对孙权功绩的高度认可，并正式将东吴封为魏的附庸国。孙权不仅得到了封国的待遇，还明确否定了魏文帝封孙登为太子的决定，反而自立孙登为王太子。尽管魏与吴的关系表面上是君臣关系，但实际政治格局已远非简单的宗主国与附庸国关系。孙权通过向魏称臣，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名号，但同时也力图避免完全受制于魏。这种矛盾的立场使得孙权在政治选择上走向了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

4. 从藩王到帝王的转变

魏、蜀、吴三国都先后通过两步过程建立了自己的帝业。魏国从汉封国过渡到魏国帝位用了七年（213-220年）；蜀国从自立汉中王到自称帝仅用了四年（219-221年），而东吴则是在魏国封国基础上，经过更长的时间，才实现帝制转变。孙权的这一路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孙策脱离袁术，开始为政权的建立打基础；第二阶段是东吴成为魏国的封国，发展成以吴王为统治核心的王国；第三阶段是孙权正式称帝，从吴王国变为吴帝国，完成了从藩王到帝王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