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斗争的核心在于政治实力的比拼。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多，依靠的力量也就越大，能够轻松将那些争夺权力的对手排除在外。在当时，高拱同时担任内阁首辅与吏部尚书两个职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内阁首辅是文官的最高职位，在明朝与其他王朝的丞相相似，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权力。而吏部，作为六部中最具影响力的部门，掌控着官员的任命与调动。一旦得罪了吏部，等到京察年到，便能被彻底清除出官场，难以东山再起。

高拱的职权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仅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还能够利用这些权力掌控许多朝廷中的打手。刚开始时，高拱在内阁中的排名仅为第五，但他迅速将排在自己前面的几位官员，如陈以勤、李春芳、赵贞吉等一一打压，成功地挤出了内阁，迅速升至第二的位置，甚至直接越过了张居正，成为了内阁首辅。

高拱能够迅速崛起并占据如此显赫地位，得益于他曾担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官员储备大学校长。在当时，任何敢与高拱作对的人，往往都可能因言辞间的一纸奏折而被迅速打倒。按理说，高拱应该是不可战胜的存在，但最终他败给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对手——张居正。尽管张居正的官职不如高拱，且背后支持的人也远少于高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拱败下阵来呢？

事实上，高拱一直将张居正视为知己，尽管他在自己被逐出内阁前夕，仍然对张居正抱有深厚的信任和依赖。张居正虽然曾视高拱为朋友，但最终却因无法抗拒权力的诱惑，背叛了他。

高拱这个名字代表着威名和傲气，他的骄傲与名字相得益彰。在嘉靖年间，他对任何人都显得高傲，甚至连首辅严嵩也不例外。尽管严嵩背后有着强大的势力支持，但高拱始终不屑低头，严嵩也没办法奈何他，因为高拱背后有裕王的支持。虽然裕王并非太子，但他是嘉靖唯一的儿子，而嘉靖由于对立太子可能引发的死亡预兆深感忌惮，一直未立储。

高拱并不是一个贪欲之人，他没有奢靡享乐的嗜好，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对他有不利影响的把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对张居正表现出了极高的敬重。甚至在满朝文武面前，他曾誓言，除了张居正，其他官员无一不是“饭桶”。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张居正？因为张居正是一位实干家。实干家是罕见的，成为实干家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勤奋。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官员只会空谈权力斗争，而能够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少之又少。

张居正自二十五岁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干。那时，他上奏《论时政疏》，提出了改革变法的主张，明确指出问题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嘉靖对此毫不关心，甚至将奏折丢进了垃圾桶。改革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嘉靖本已是一个近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要他采取实际行动几乎比登天还难。

到了隆庆年间，张居正再次上呈改革奏折——《陈六事疏》，同样被扔进了垃圾桶。嘉靖与隆庆两位皇帝都属于懒政型，嘉靖更是将精力投入道教修炼与享乐，对治国理政根本不感兴趣。张居正清楚，若想实施改革，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高拱与张居正有着共同的雄心壮志。五十二岁那年，在一次郊游中，高拱曾对张居正说道：“将来入阁为相，一定与君共图国家大计，建不朽之功。”这句话反映了高拱对张居正的信任，然而他未曾意识到，张居正的抱负远超于自己。

张居正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建立盛世，他的追求是彻底改变现有的社会体系。明朝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地主与官府勾结，压迫百姓，民众疾苦，流民不断增加。张居正深知，唯有通过全面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要实现改革，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若继续依赖高拱，他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掌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必须掌握权力，才能有效推进改革。

然而，单靠张居正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击败高拱。因此，他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冯保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冯保将张居正改动过的“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传递到万历皇帝母子耳中，高拱未必会倒台。

冯保为何与张居正联手呢？表面上，高拱与冯保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但实际上，高拱的野心与冯保的计划发生了冲突。高拱曾企图将司礼监的盖印权收回内阁，冯保自然无法接受。冯保是一个有文化的太监，他并不希望高拱获得过多的权力。最终，冯保与张居正的合作，使高拱的倒台成为可能。

高拱的失败并非单纯是外部因素的作用，更多的是他自身的软肋所致。若他具备更强的危机意识，或许张居正就不会得逞。尽管高拱察觉到张居正与冯保有私下勾结，但他一直未采取强硬手段，因为他与张居正之间曾有过深厚的信任与友谊。

然而，张居正最终背叛了高拱。在高拱倒台的前一天，他依旧与张居正一同上朝，谁曾想，这一切都成为了张居正设下的陷阱。高拱在被打倒的瞬间，痛苦地回忆起曾经的种种，方才恍若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张居正深深背叛。

此后，高拱在《病榻遗言》中，不再直呼张居正的名字，而是以“荆人”来指代他。这一称呼充满了贬低意味，显现出高拱对张居正深刻的愤恨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