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之后，完成了三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征服三苗、定都阳城、举行涂山之会（又称禹会诸侯）。其中，涂山之会是大禹召集各路诸侯召开大会的事件，最终奠定了他在夏朝的统治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引入，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史书记载的五帝、大禹和夏朝等内容，可能是后人所虚构的传说。随着史前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的空白逐渐得到填补，并且部分考古发现验证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这三大历史事件，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佐证。

根据古史记载，黄帝至尧、舜、禹时期，中原与三苗地区经常发生冲突。尧、舜和大禹都曾出征三苗，其中大禹亲自征讨三苗，并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所谓三苗，实际上是指生活在南方的苗蛮部落，这些部落的活动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域高度重合。特别是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禹征三苗的相关证据。

1955年，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出土了“石家河遗址群”，遗址的出土证明了这一地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且存在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以及城池建设。后来，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的文化命名为“石家河文化”，其年代大致为距今5000至3900年。有关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原因，考古学家发现了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相似的文化衰败现象。石家河文化的中晚期，长江中下游的多个部落聚集区同时出现了衰退迹象，显示出石家河文化遭遇了外来的武力冲击。

更为关键的是，考古学家还发现，约4000年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许多河南龙山文化的特点。比如，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瓮棺葬，之前在湖北地区并没有发现，但在约4000年之前的石家河遗址中却有出土。此外，石家河文化并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但在其晚期的土层中却出土了大量玉器。这表明，河南龙山文化的势力在约4000年前对石家河地区产生了影响，造成了后者的衰退，从而证明了大禹征讨三苗的历史事实。

大禹治水后，第二项重要任务是定都阳城。根据传说，在帝舜禅位之后，大禹曾暂时隐居于阳城，但由于丹朱失去了民心，各地诸侯纷纷前来向大禹称臣，最终他决定将阳城定为自己的都城。然而，阳城具体位置的争议一直存在。通过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最符合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

在上世纪，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座小型城址，每座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与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不符。然而，在本世纪初，考古学家发掘了一个占地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显示出这一大城是在之前的小城废弃后兴建的，且恰好处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第三期，大约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大禹时期相吻合。

根据古史记载，尧帝曾将大禹的父亲鲧封在登封嵩山一带，因此鲧也被称为“崇伯”。《国语·周语》中提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三国时期的韦昭认为，“崇”即为“崇高山”，而夏朝的发源地就在嵩山附近。因此，结合王城岗遗址的发现，以及其与历史记载的契合，可以确认王城岗大城就是大禹的阳城。

第三项重要事件是涂山之会，这是大禹召集诸侯召开大会，确认自己统治地位的历史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象征。这种会盟的方式后来被多次采用，直到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通过诸侯大会确立了霸主地位。

巧合的是，在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考古学家在一个名为“禹会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上古遗址——禹会村遗址。遗址面积大约为60万平方米，距今约4000年，几乎与大禹时期相当。

禹会村遗址极为特殊，保存有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显然是一处经过人工建设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盟会场所。遗址中还发现了长达50米且排成一字形的35个柱坑，学者推测这些可能是用于立旗杆的地方。此外，遗址附近还有一些简单的房屋遗址，估计是供参会诸侯使用的临时工棚。

通过这些考古证据，专家确认禹会村遗址就是涂山之会的举办地点。因此，从遗址本身的特征、当地地名的关联，以及史书的记载来看，禹会村无疑是涂山之会的会场。

虽然单一遗址的发现并不能完全证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但当三个遗址能够相互印证，且与史书中的大禹三大事件相吻合时，便能够有力地支持大禹历史人物的存在。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未来可能会发现更多夏朝遗址，夏朝的历史也将变得更加清晰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