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至9月，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展开了大同集宁战役，目标是通过夺取大同来切断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贺龙部队负责配合作战。虽然解放军一度成功包围了大同，但由于久攻不下，始终未能突破坚固的防线，最终傅作义部主力发动了对集宁的突然袭击，解放军被迫回援。集宁城下，双方苦战不敌，解放军最终撤退，这一战我军遭遇了失利。如果当时由彭德怀指挥，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从客观角度来看，解放军当时面临多重不利因素。首先，解放军缺乏足够的重型武器，无法有效突破大同坚固的城防；其次，在情报搜集和机动性方面，解放军也处于劣势，傅作义部队凭借骑兵的机动性，迅速突破了集宁防线，直扑解放军。而解放军由于兵力分散，既要围攻大同，又要防守集宁，最终未能集中兵力应对傅作义的主攻方向，导致了被各个击破。

彭德怀擅长运用大兵团作战，并且在西北战场（例如陕北三战三捷）屡次以机动防御和集中兵力的方式歼灭敌人。他善于根据战场形势快速调整战术，灵活应对变化。例如在百团大战中，他及时调整计划，转为破袭战，而不是死守既定策略。彭德怀重视兵力集中，强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因此他极少在面对坚固敌人据点时分兵硬攻。

然而，在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普遍缺乏攻城经验，尤其是在西北战场，彭德怀的作战风格更多依赖运动战。此外，彭德怀对傅作义部队的作战方式也相对陌生，毕竟傅作义在绥远的骑兵快速突袭战术，彭德怀需要时间来适应和应对。因此，如果是彭德怀指挥这场战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战术变化：

1. 避免强攻大同：彭德怀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利用大同作为诱饵吸引傅作义的主力出动，进而在野战中击溃其有生力量，这种战术与青化砭战役的模式相似，而非盲目强攻坚固的城防。

2. 集中兵力应对傅作义：如果傅作义实施了对集宁的突袭，彭德怀可能会选择放弃围城，集中优势兵力在集宁外围设伏或者进行反包围，而不是与敌在城下硬拼。

3. 更灵活的撤退决策：如果战局不利，彭德怀可能会做出更果断的撤退决策，以保存实力，减少损失。像在延安保卫战后的战略转移那样，彭会选择尽早撤退，避免陷入消耗战。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客观因素是难以改变的：

- 装备与兵力劣势：解放军的火力、机动性都远远弱于傅作义部队，尤其是缺乏应对骑兵突袭的有效手段，这一短板即便是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也无法彻底弥补。

- 情报与通讯落后：傅作义的快速机动和隐蔽行动使解放军无法及时预判其主攻方向，战场情报的滞后也极大限制了解放军的反应速度。

- 部队协同问题：晋察冀和晋绥的部队在协同作战上存在较大问题，若彭德怀临时接手指挥，整合这些部队的难度也会增大。

- 傅作义的指挥能力：傅作义作为国民党知名的指挥官，善于运用机动战术，即便是彭德怀接手，也未必能够轻松战胜对手。

综合来看，如果彭德怀指挥这场战役，可能会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结果：

- 降低损失的可能性：彭德怀在战斗中注重保存有生力量，可能会避免在集宁城下与傅作义进行硬拼，减少重大伤亡。

- 战术胜利或局部止损：彭可能通过灵活的运动战，在局部取得一两场小规模的胜利，虽然能延缓傅作义的进攻，但最终大同未能攻占、集宁失守的战略目标依然难以改变。

- 难以攻克大同：由于解放军在重型武器上的劣势，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也无法彻底弥补攻坚的短板，大同可能依旧难以突破。同时，傅作义的骑兵突袭战术和集中兵力的优势，依然会构成巨大威胁，胜负的悬殊可能依然在五五之间。

因此，个人认为，彭德怀的指挥风格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傅作义的突袭，减少解放军的损失，并通过局部反击获得战术上的胜利。但由于解放军当时的装备劣势、情报问题和攻坚能力的不足，以及傅作义卓越的战术执行力，大同集宁战役的战略目标——夺取大同、歼灭傅部主力——依然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