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初，日军在河南发起攻势，汤恩伯在面对敌人压力时选择了逃离。许昌、郏县、襄城、临汝等地相继沦陷，汤恩伯在一片混乱中，带领着部队仓皇撤退。此时，不仅前线的部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连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令部也与他失去了联系。汤恩伯突然消失，成为当时重庆新闻的头条。

实际上，汤恩伯带着一个团向豫西一带逃命，由于害怕被民众识破，甚至不敢露面。当他逃至卢氏附近时，第89师的一位副团长金保明恰巧遇见了汤恩伯，金保明向他敬礼并问候道：“汤总司令好！”然而，汤恩伯听后勃然大怒，冲着金保明怒斥道：“你这个混蛋！什么时候还能这样称呼我，总司令？要我的命吗？赶快滚开！”汤恩伯十分惶恐，他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迫不及待地继续逃跑。在短短一个月内，他丧失了38座城市，50万大军在仅10万日军的压迫下节节败退，最终将中原的领土拱手让出。

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参政员郭仲隗带领102人提出了一项名为《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的提案，公开控诉汤恩伯，要求国民政府将其撤职并查办。此提案得到许多人支持，参政员们纷纷站出来对汤恩伯提出指责，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克扣军饷，导致各部队无法按时领取给养，甚至不得不向民间借粮，造成民众不满，军民关系紧张；二、中原会战中，部队“望风而逃”，而且有军人逃亡时还进行掠夺，民众因此愤怒，甚至夺走军队武器以保护自己；三、汤恩伯滥用职权，利用战时资源从事经商活动，使得军官们私囊满盈，战斗意志大大削弱。

对此，汤恩伯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首先他声明自己一生忠诚于国民党和蒋介石，所有的决定和行动都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进行的，因此没有任何愧疚。接着，他辩解说，这次中原会战的失败，并非因为日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河南民众受到了共产党煽动，联合起来反抗，使得他无法按照既定计划与日军作战。汤恩伯还提到，蒋介石已决定派陈诚前往河南进行调查，但陈诚一到河南后便辞去了相关职务。最后，对于郭仲隗等人在重庆提出的控诉，汤恩伯安排葛天全权处理，并表示“多花点钱也无妨”。

汤恩伯的“急救”措施是否有效呢？根据葛天的回忆，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葛天回忆称，蒋介石在听完吴铁城的报告后，对汤恩伯的问题十分关注。他意识到，如果通过国民党籍的参政员围攻郭仲隗等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不奏效的，因此他决定亲自出面为汤恩伯辩护。在参政会即将闭幕之际，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出席了军事委员会礼堂的会议，并为汤恩伯辩解。他强调，汤恩伯在河南的扩军（包括游击队的建设）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在河南的商业行为也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特别指出汤恩伯在河南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据中央的指示进行的，甚至激动地说道：“今天你们要严惩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蒋介石最后表示，为了维持参政会议的威信，中央将慎重处理此事，并希望各位不要被他人利用，破坏抗战事业。蒋介石发完这番话后离开会场时仍旧满脸怒容，显然非常愤怒。

于是，汤恩伯的“急救”措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参政会闭幕后，重庆的军委会决定将汤恩伯的撤职和留任相结合，并宣布汤恩伯继续担任第三方面军司令的职务，同时将他的嫡系部队第13军调往贵阳。汤恩伯通过这一调动奇迹般地得以继续担任官职。

关于汤恩伯案件的查办，最终不了了之。华宸在其著作《真实的四大家族》中揭示了汤恩伯与四大家族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该书还进一步讨论了四大家族后代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