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上将中，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将领可谓数不胜数，如邓华、杨得志、杨成武、杨勇、陈锡联、黄永胜、贺炳炎、许世友、陈再道、叶飞、韩先楚、谢富治、乌兰夫、刘震等人，他们的名字常常与辉煌的历史一同被提及。然而，能够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却相对较少，其中李天佑和王建安是为数不多的代表。

与李天佑不同，王建安在大军区副司令员这一职务上度过了长达20年的岁月。虽然李天佑担任副司令员期间还代理过两年大军区司令员，并在1962年被调任副总长，级别上与大军区司令员平级，可王建安却始终未能实现职位的升迁。他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但无论如何努力，也始终未能获得升职，直到退居二线，依然没有转正的机会。

王建安的经历可谓曲折且富有传奇性。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便在红四方面军中担任过军长和军政委；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调任山东纵队，担任参谋长，并负责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战功卓著。1942年，王建安担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之后又担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鲁中军区部队改编成了八路军的8纵，担任司令员并参加了大兵团作战。后来，华野分兵时，他被调往内线兵团担任副司令员，随即接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并最终在1949年担任7兵团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王建安的资历和贡献，他应该被授予正兵团级的上将军衔。然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他的职位被降低为副兵团级，且上将军衔也经历了反复调整。1956年，经过对他情况的重新分析，他最终获得了补授上将军衔，但仍然保持副兵团级军级。

王建安的经历也因此变得更加独特。在他的整个军旅生涯中，尽管他的资历和能力都极为出色，他却始终没有转正，长时间担任副职，甚至被其他中将、少将等更年轻的将领超过。与那些在短时间内就升职的同僚相比，王建安的历程显得格外突出，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1954年有关他“骄傲自满，拒绝自我批评”的通报。

尽管如此，王建安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岗位，默默奉献，始终保持着极高的个人口碑。尽管他始终担任副司令员，但无论是在领导工作，还是在部队管理上，他都深得士兵和部下的爱戴。许多老部下都这样评价他：“打仗是战将，平时是干将，上上下下没有不佩服的。”

王建安具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他视官兵为己出，关心他们的生活与成长。他曾多次说过：“百闻不如一见，百说不如一干，心里要装着部署的疾苦，想着部署的冷暖，带兵要带心。”他不仅重视与下属的沟通，更亲自深入基层，关注士兵们的生活与工作。每次下部队时，他都会走到最基层，亲自走访连队，查看伙房、菜地，了解真实情况，确保自己能够从第一手资料中了解部队的状态。他不喜欢只听领导汇报，尤其不喜欢那种形式化、空洞的“众星捧月”式的调查，他更注重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

王建安的领导风格非常直接、坦诚。他从不喜欢虚伪的奉承，面对面地解决问题，出现错误时也总是当面指出。他一直秉持光明磊落的原则，遇到问题时从不回避，而是积极面对和解决。

1975年，王建安在担任了20年大军区副司令员之后，最终被调任为军委顾问，开始负责军队调查工作。与陈士榘、陈再道、罗瑞卿、谭政等人一同，他承担了重要的调查职能，尽管这样他与大军区司令员的级别相当，实际上却退居了二线，成为了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的“顾问”。尽管如此，他依然在背后默默付出，继续为国家和军队做贡献。

王建安这一生虽未能如愿成为大军区司令员，但他的精神与贡献，依然为许多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