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发布了《没有毛主席的领导，第四次反围剿也能取胜？战后毛主席的评价亮了》一文，在“覃仕勇说史”上详细讲述了1933年4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的辉煌胜利的经过。毛主席虽然未能亲自参与这场战斗，但在得知胜利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激动地称这是“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并认为这次胜利给予了蒋介石“致命一击”。然而，遗憾的是，胜利的喜悦让“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失去了冷静和客观，他们未能理性看待这场胜利，反而在情绪的驱使下，推动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苏区和红军中的进一步蔓延。

此外，老覃在昨天发布的另一篇文章《1933年，毛主席不客气地删改谢觉哉写的通知，谢觉哉看得目瞪口呆》中提到，1933年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操控下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往瑞金，并任命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为了说明军委主席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项英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代理，直接左右全国红军的行动。这样一来，红军的指挥和决策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整个战争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年6月下旬，红军实施了分离作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被分配到不同战线，执行不同任务。红一军团作为中央军，负责守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而红三军团则作为东方军，向福建进军并扩大革命根据地，旨在“筹款百万，赤化千里”。7月1日，彭德怀被正式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开始筹划东征。

7月5日，东方军在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并在随后分成两路经过新安、丹溪、驿前和石城，浩浩荡荡地向福建进军。东方军的首战被定在泉上，彭德怀认为泉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位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等县的交汇处，是进军福建的交通枢纽。当地驻军虽只有19路军78师的一个团，但该地有着丰富的物资储备，一旦攻下泉上，不仅能解决红军的物资短缺问题，还能清除东方军前进路上的障碍，同时震慑逃亡的地主势力，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极为精确，认为以东方军的力量足以击败敌军，犹如“狮子搏兔”，他也预见到，敌军78师的其他部队可能会前来增援。为此，他计划通过围点打援，在敌人的增援部队未到之前消灭敌军一部分，并为后续战斗奠定基础。然而，战局的进展并未完全按照彭德怀的设想发展，项英发来了奇怪的电令。

项英的电令要求彭德怀“以1团围攻泉上”，并集中力量攻打清流和连城等县城。博古和项英认为泉上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堡，根本不足为虑，因此他们只关注中心城市的战略价值。项英虽然并非军事专家，却以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以极为强硬的态度指挥彭德怀，给他下达了一系列令行不通的命令。彭德怀对这些指令感到极度愤怒，他向滕代远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乱弹琴”。他认为按项英的计划进行调动，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红军陷入被动。

面对项英和博古的坚持，彭德怀感到既愤怒又无奈，他虽然坚持与对方争论，但始终无法改变他们固执的决策。此时的彭德怀，心中充满了无比的焦虑和矛盾，深知若不迅速解决这种指挥层的分歧，红军可能会错失一场重要的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