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无奈的事情层出不穷。例如，昆明军区的副司令员田维扬就遭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恶意中伤，这些人在他担任省军区司令员之际，指责他的烟酒问题。为了澄清事实，军区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最终，结果证明了田维扬的清白，正义得以伸张。

田维扬作为新中国的开国中将，虽然他的名声不算十分显赫，但他在革命事业中积累的资历却相当深厚。1927年，他积极参与了鄂北起义，随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后来在1929年选择加入彭德怀所领导的红5军，迈出了投身革命道路的坚定步伐。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在红3军团和红15军团担任要职；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同样在八路军115师和新四军3师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抗战胜利后，田维扬跟随主力部队挺进东北参与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更是长期担任师长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他逐步晋升为副军长和军长。

1957年，田维扬被调任为贵州省军区的司令员，与其他中将相比，此时许多人已经开始担任大军区副职，而他仍然只是正军级的职位。田维扬在贵州省军区工作了整整八年，直至1965年才升迁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坦率地说，他的晋升速度在许多少将中都是相对缓慢的。

到了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下，天津的一次讲话中提及昆明军区的一位高层干部在贵州担任司令员时贪污了一千多箱烟酒。尽管没有明言，而其指向却显而易见地指向了田维扬，正是由于他之前的贵州省军区司令职务。对此，军区的主要领导令刚刚调任不久的副政委王宗槐来负责此事。王宗槐明确表示：“田维扬作为副司令，是由中央管理的干部，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审查；可没有任何文件和电话记录，军区没有权力立案，我也无法为这个专案组负责。”

随后，街头出现了关于田维扬的大字报，面对这种情形，军区的主要领导决定成立调查组以查明真相。王宗槐对此表示赞成，并迅速组织了几位人员调查大字报所提及的内容。经过认真调查发现，并没有所谓的贪污问题，田维扬的清白得到了确认。对此，田维扬对王宗槐深怀感激之情。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丁点失误可能会摧毁一个干部的政治未来，因此每个人都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