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末明廷发布诏令要求,“一切胡礼悉禁勿用”。一些人据此解读明朝恢复了蒙元之前的汉家传统,不再要求以及流行“跪礼”了。这要么是想当然,要么就是故意的断章取义。
上言皇帝进登大位 … 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平身。(百官)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山呼、山呼、再山呼。跪右膝、出笏、赞俯伏兴平身,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 ……
注:“兴”指恢复为拜之前的身体姿态
《大明会典·卷四十五》
从《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太祖“登极仪”可以看出,大明不仅从一开始就在“跪”,而且还用的是“胡式跪” -- 单膝跪地(使用这种跪姿的登基大典,除了蒙元只此一例)。
随着大明的建立,朱元璋才慢慢意识到蒙元的跪拜礼仪早已深入民心,“上以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这有悖于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理念,所以才有了禁用胡礼的诏令。
但是禁用胡礼,并不是禁止跪拜、也不只是单禁“胡式单膝跪”,而是重订整个跪拜礼制。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朱元璋沿用了元朝面君跪奏的制度,“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在元朝之前,官员们君前奏对不用跪,而宋之前还有座,秦之前君主甚至会起身相迎。
朱元璋是要求不能胡乱行礼或见人就跪,要体现出尊卑的差距,不是什么“尊者”都能受“跪”的。
当官员因公事面见时,如果品秩差在一品,卑者居右行揖礼(举手齐眼并躬身)两次,尊者居左受礼后答礼一次。当差距在二品时,卑者居右行揖礼两次,尊者就可以少讲点规矩,身姿动作可以偏就个人,“答受从宜”。
品秩差到三品,卑者需居“下”行礼,尊者则可享受“上位者”的感觉了。品秩差高于三品后,不仅尊者可以坐而受礼,有事禀告,卑者还得跪着说、跪着听以及跪着答话,直至尊者命其起身或告退。
如果官员在非公场合相见,原则上不许跪,除非两者的私人关系达到了这个程度(如亲属辈分、主仆等)。至于平民(无功名者)见官,如果是公堂之上则民需跪。如果是寻常遇见,则民只需主动回避并不惊扰官员即可。
注:古时君主坐北朝南,所以北为“上”、南为“下”。臣子立北朝君并分为左右两列,明朝效仿唐宋旧制“以左(东)为尊”。
由上可以看出,朱元璋并不是反对“跪”,他是反对行礼无视或模糊朝廷、皇帝赋予的权柄差异(或者说朱元璋只想让皇权“受”跪)。朱元璋针对皇族给臣民们定的特别礼制,更能说明这个观点。
臣见君行五拜礼,见亲王、东宫四拜 ……
《大明会典·卷五十九》
凡朝臣奉旨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
《皇明祖训》
首先,朱元璋要求“见”高级皇族,不论多大的官都得跪。而元朝之前,官员们一般在朝觐皇帝、东宫、诸王这种隆重仪式中才需要跪。其次,官员们不仅到藩地公办时需要跪拜王爷,就算只是路过藩地,也得停下来跪拜藩王们后才能接着走。
至于平民见皇族当如何,虽然朱元璋没有明说,但以他对藩王暴虐藩地军民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太可能重现宋朝那种“都人望见乘舆,抃跃称万岁”场景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杠这里的“拜”也是揖礼,不是下跪磕头。那么来看看明朝官定启蒙教材《童子礼》是怎么解释的,“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两手齐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顿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双手齐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后拜。其仪度以详缓为敬,不可急迫。”
综上可以看出,明太祖不是心疼臣民们的膝盖,他是将跪礼视为一种特权的表现。不过不论太祖本意如何,他这种约束跪拜的态度应该是利好大明臣民的吧。但历史表明,明朝臣民无视了太祖的关爱,慢慢喜欢上“跪”了。
大家都知道海瑞有个绰号“海笔架”,也都清楚这个绰号的来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绰号对应的事实?不正是“跪”已经成为当时的常态嘛,不然海瑞的不跪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了。
到正统朝官员们就开始无视太祖“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亦不许与外官交接”的规定,争先恐后的跪在汪直的脚下。此后不仅朝廷官员跪拜权阉、得势宦官成为必需,连不知廉耻的“认爹”都常态化了。
随着皇帝和朝廷进一步回收军权、地方行政权,别说巡抚、总督这种封疆,连有直言朝廷之权的七品御史身边都跪满了地方官员和士绅。情况恶劣到倒逼朝廷下禁令,“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於守令官,不许作威挫辱。知府相见,不许行跪礼,凡官员公座”。
万历二十三年吴县(现属苏州)县令袁宏道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这么吐槽上官来巡时的频繁下跪,“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呼,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对比他的遭遇,就可以想象海瑞的“另类”了。
那么平民呢?
在元朝之前,除开约定俗成的谦称,平民一般自称“吾、某、我”,除此之外年龄大的也会自称“老身、老汉”。到了明朝平民见官员缙绅,基本都只敢自称“小人”,呼对方为“大人”或“老爷”。叫官职也会在后面加个尊字,如“某县尊”。
在这种主动示弱的语气和心理暗示下,你说平民有多少会像“海笔架”那样或者说超过他,以白身见官而挺直腿弯?
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两个原因“媚权”和“奴化”。
皇帝通过不断集权,让臣民获取任何利益都需仰仗他的“恩赐”。所以不入流的阉人只能有幸沾上皇帝一点光,也能摇身一变成为人人艳羡、巴结的对象。除此之外,皇权通过控制的科举教育,向民众潜移默化地灌输尊卑观;通过各种约束人生的律令管束(如户籍、路引),固化民众“卑”的地位,让他们愈发的依赖和迷恋皇权。
所以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是真,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就没那么真了。他不过是在继承历任皇帝遗愿,弱化、奴化各阶层以便更进一步的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