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的背叛使得原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骤然转变，革命队伍的命运急转直下。毛主席等人带领队伍向更广阔的天地进发，继续领导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掀起了革命新一轮的浪潮，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下，红军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经济困境成为了最大障碍。

在中央苏区建立初期，虽然有了一定缓解，但经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央苏区的封锁，造成了严重的贫困状况，物资无法流通，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使得红军的生存问题变得愈发严重，甚至连基本的食物都成为难题。

此时，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任命自己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筹建国家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毛主席希望在这一关键时刻，毛泽民能够挺身而出，担起责任，帮助中央苏区解决经济危机，成为掌管“钱袋子”的关键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任命极具远见与智慧。毛泽民虽然是毛主席的亲弟弟，却与毛主席不同，没有过早地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而是长期在家乡待着，跟着父亲学习管理与经营的技能。父亲去世后，毛泽民接管了整个家庭的事务，直到1921年才通过毛主席的启发，明白了仅仅照顾小家无法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有投身革命，才可能真正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未来。

此后，毛泽民跟随毛主席的脚步，努力学习，不仅学会了识字，也学到了更多的政治理论，逐渐展现出了他在经营与管理方面的才能。当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愈发严峻时，毛主席决定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毛泽民，他相信毛泽民能够在此危急时刻发挥出关键作用，稳住局面。

毛泽民答应后，肩负的责任可想而知。筹建国家银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苏区的经济问题，但资金的不足却成为了最大障碍。苏区正在进行土改，积累了一些余粮，但这些粮食不足以支持银行的初期运作。毛泽民以极具远见的眼光决定，用这些余粮交换资金，用于筹建国家银行。

虽然资金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苏区经济依然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毛泽民深知，单凭有限的资源，想要支撑十万红军的基本生存，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此时，他展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注意到了赣南钨矿的巨大潜力，决定将其开发作为改善苏区经济的重心。

尽管中国的铜、锡、铅矿开采历史悠久，但钨矿的开发却相对较晚。1907年，邬利亨在西华山发现了一块特殊的黑石，经过鉴定后确认是钨矿。钨矿的用途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军事工业中，钨钢被广泛用于制造刀具、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是当时各国争相抢占的宝贵资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钨矿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价格也因此居高不下。

邬利亨借助伪造的借口，骗取了当地百姓的帮助，开始在西华山进行钨矿的开采，最终以欺骗手段获得了山权，开始大规模开采并出口钨矿，谋取巨额私利。然而，最终他的骗局被揭露，地方百姓愤怒之下，邬利亨不得不将山权转交给当地人民，西华山的钨矿才重新回归到中国人民手中。

毛泽民看到了赣南钨矿的潜力，认为如果能够充分开发这块资源，不仅能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还能带来更多的资金来改善红军的武器装备。然而，如何提高钨矿的开采效率，并将其顺利运出封锁区，也是摆在毛泽民面前的巨大挑战。

为了充分挖掘钨矿资源，毛泽民亲自带领地质专家前往西华山进行勘探，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采措施。随后，他动员当地百姓参与矿产开采，提升了开采效率。在毛泽民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中华钨矿公司应运而生。随着钨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苏区的经济逐步好转，苏区设立了多个贸易分局，扩大了经营规模，员工人数一度达到了5000人。

钨矿的开发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还大大提升了红军的武器装备水平。正当中央苏区经济逐步复苏时，蒋介石加大了“围剿”力度，试图完全封锁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面临的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形势再度严峻。

然而，尽管钨矿的开采量逐渐上升，如果不能顺利将钨矿换成物资，依然无法为红军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33年冬，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再次暴露，大量钨砂堆积在苏区内，没有出路。就在此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与中央苏区建立了联系，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第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中央苏区积压的钨砂被标记为“国防物资”，运到国统区进行交换，最终为红军提供了急需的物资补给。

根据资料统计，长征期间，钨砂的总产量达到了8000吨，创造了超过620万银元的利润。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意义重大。例如，红四军进入福建时，借款5万多银元才制作了4000套军服，而中央苏区通过钨矿获得的利润相当于红四军筹集金额的百倍，足以支撑红军长时间的战斗需要。

钨矿的收入成为了中央苏区的财政支柱，其收入占据了苏区财政的70%以上。正是依靠钨矿的出口，中央苏区得以突破国民党对其经济封锁的重重困境，并为红军的长征做出了重要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