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中央派遣电报要求徐向前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他于同年6月启程，历经了长时间的周转与波折，最终于1940年12月27日到达延安。由于种种原因，七大原定于1940年召开，但最终推迟至1945年举行。徐向前在延安一直待到1946年11月延安保卫战前夕，之后再度辗转数月，终于于1947年6月抵达太行山区，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从1940年5月到1947年6月，徐向前脱离了军事指挥一线长达7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曾三度讨论将徐向前调回前线指挥作战，但由于种种复杂情况，未能如愿。

第一次：

中央第一次讨论让徐向前返回前线，发生在他离开山东后的三个月，也就是1940年9月29日。当时，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给中央发电，提议将山东纵队并入115师，并建议由徐向前担任代理师长，罗荣桓担任政委。此事在1940年10月14日得到了罗荣桓的响应，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汇报：“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加强115师，建议由徐向前、朱瑞兼任115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肖华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于我的个人工作，由于在政治和学习方面落后，我需要一个深刻的转变，不知是否能允许我再学习一段时间或调至其他地区工作。”（《罗荣桓年谱》）

然而，徐向前当时还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中央没有收到他对山东的详细报告，因此不可能让他半途返回。10月18日，毛主席在给罗荣桓的电报中表示：“115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你们的总路线完全一致，大家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无法解决学习问题。”

然而，徐向前也已无法返回山东。回到延安后，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随后的1941年2月，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同志前往山东开展工作。出发前，徐向前亲自为这些同志送行，并介绍山东的情况。

有一天早晨，徐向前骑马前往目的地。在途中，经过一条小道时，一匹马突然受惊狂跳，没能及时避开，结果被马踢中了左腿，造成了胫骨骨折，并伴随持续的低烧。由于医疗条件差，徐向前卧床休养了半年多，身体状况十分虚弱，伤部也因缺乏足够营养而愈合缓慢，最终直到中秋时分才得以出院。

在徐向前病重的期间，山东纵队与115师的协调工作并未停滞。1941年8月，中央决定对山东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和陈光组成，朱瑞担任书记，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作战。新的领导班子明确了分工，朱瑞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负责军事，黎玉负责政府工作，陈光则负责财政。

徐向前出院后，参加了中央高级研究组的学习。到了1942年5月，中央为了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担任司令员，徐向前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担任政委（高岗代行）。此后，徐向前与贺龙、高岗等人共同着手组建联防军司令部。联防军下辖的陕甘宁留守兵团和晋绥军区，主要负责防御、发展生产（如南泥湾）及保障供给等任务。虽然边区发生了几次重大摩擦事件，但由于国共合作的背景，全面开战并未发生。

1943年春，在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找到徐向前，建议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徐向前回忆道，毛主席表示：“目前学校急需一位校长，而你又有师范和黄埔的背景，办学校不会有太大困难。尽管你说自己缺乏办学经验，但这也是个值得尝试的机会。未来会有更多战斗任务，你将继续带兵作战。”

第二次：

中央第二次讨论让徐向前返回前线的时机出现在1944年9月。日军发起了豫湘桂会战，国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失去了郑州、许昌、洛阳等38个县城。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形势愈加严峻。9月，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决定派王树声、戴季英等人前往河南，组建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在谈到河南的形势时表示，原本计划由徐向前前往河南，但由于徐向前受伤，无法立刻赴任，因此将由王树声接手这一任务。（《王树声传》）

第三次：

中央第三次考虑让徐向前去前线指挥是在1946年9月。此时，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战斗中遭遇挫败。毛主席在9月6日给陈毅发电报，建议调第8师回鲁南，暂时由叶飞指挥，并准备派徐向前前往鲁南担任前线指挥。陈毅回复：“欢迎徐向前来鲁。”

然而，由于徐向前在1945年春曾因肋膜炎住院，身体状况尚未完全恢复，他没有参加“七大”会议。当时，徐向前的身体已基本恢复，能够承担起指挥任务，但不久之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的指挥结构发生了迅速的调整，导致派遣徐向前的计划最终被取消。

1946年11月，中央决定放弃防守延安，徐向前和他的部队随之撤离。他与妻子黄杰商议，决定前往太行前线。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于1947年6月初派他到太行山区，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司令员。随后，徐向前带领6万地方武装，成功歼灭了山西的30万敌军，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山西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