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力（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及《红旗》副总编辑）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漫谈舒同》中透露，毛泽东在某次谈话中曾对他说过一句极为重要的话：“当初我们没有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之际，集中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力量去解放台湾，而是将第二野战军的部分兵力调往了西南，这可谓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然而，这句值得深思的话，真的出自毛泽东之口吗？王力的回忆让许多学者心生疑虑。例如，学者陈东林曾直言，王力的描述缺乏可信性，理由如下：

首先，王力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许多常识性错误，比如他提到中央在1948年便已准备解放台湾，而彼时三大战役尚未启动，华北和华东的战争局势仍然混乱，中央有什么理由在此时提前关注遥远的台湾呢？这些不实之词严重削弱了他回忆的真实性。

其次，在王力的表述中，毛泽东的原话与他个人的分析没有明确区分，显得非常模糊，外界很难准确把握毛泽东的真实态度与意图。

此外，王力的回忆缺乏其他任何人的实证支持，史学界强调“孤证不立”的原则，因此他的叙述仅具有参考价值，不能直接视为客观事实的依据。

作为一位具有非凡政治才华和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毛泽东对于任何潜在的机会都不愿轻言放弃，这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深深的责任感。然而，真的将第二野战军留在东部与第三野战军一起解放台湾，是否真的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呢？恐怕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第二野战军被派往西南，实际上是执行毛泽东所提倡的“大迂回战略”，旨在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最大程度地消灭于大陆，防止其逃往台湾，这样的部署本身就是为后来的台湾解放作出了贡献。

更何况，第二野战军前往西南并非只是为执行这一任务，它还肩负着解放四川、藏区的重要历史使命。早在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的会谈中就提到，当时形势下最麻烦的问题是台湾和西藏。其实，关于西藏的问题并不复杂，只是需要避免过于急躁和鲁莽的举动……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解放台湾并非唯一的目标。1950年元旦，中央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指出解放军在这一年承担的光荣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西藏，这三个目标缺一不可。

王力在此问题上，显然只关注了东边的台湾，却忽略了西边的紧迫局势。他只看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而未能洞察眼前大陆的形势。事实上，当时西部问题的紧迫性同样不可小觑。

1949年6月到7月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央秘密访问苏联，在交谈中，斯大林明确提出，不应拖延进入西北的时间，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英国对西北事务的干预。那时，美英等国正在积极推进其在中国西北及周边地区的势力布局，图谋建立自己的政权。而西南地区同样受到美、英、印等国的关注和干涉，有关的案例多得令人难以一一列举。在那个时候，我国的西部仅有第一野战军一支主力部队，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派遣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还有国际和外交上的考量。历史资料显示，在渡江战役胜利后的不久，越南的领导人胡志明曾通过电报向中央表达了对西南国民党军队可能逃亡至越南的严重担忧，认为这对越南的解放事业构成了威胁。因此，毛主席特别指示西南部队，务必切断国民党部队逃往越南的途径。

以上种种原因充分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迅速派遣第二野战军前往西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这绝非某些人所言的“分兵”，更不能简单地视为“战略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