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后，将都城由长安迁往洛阳，并且起了一个相当霸道的名字，叫做“神都洛阳”，关于武则天的这一做法，在历史上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说武则天建立新朝，要有新气象，所以要迁都，这纯粹是扯淡，自古以来即使是改朝换代也很少迁都，迁都是一件大事，都城搞不好，国家都容易灭亡，武则天不会为了这个形而上的理由迁都。

相比于改朝换代要迁都的说法，很多历史学家却给出了更荒唐的理由，说武则天是为了避“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认为，武则天在长安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因此，在长安未央宫里面，武则天总是心神不宁，“数见王、萧为祟，披发沥血的死状，后徒居蓬莱宫，复见之”，这谁能顶得住，让鬼天天吓唬还能好？所以武则天“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司马光也不是平白无故把这个事写道《资治通鉴》中的，应该是根据宋代历史主流学术的研究成果，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而来。

但是要说真实也不见得，从武则天到司马光，虽然我们都说是唐宋，但是唐宋之间差的可是一个五代，连续五次改朝换代，《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虽然距离唐朝灭亡不久，但是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几乎就已经处于藩镇林立的局面之中了。

到宋代的时候，司马光也只不过是援引《旧唐书》中的说法，并不见得有多少实锤性的史料。

武则天的确很迷信，但并不是说被吓大的，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识过，还会在乎所谓的“恶鬼”？如果真的心神不宁，其实可以在长安重新修建宫殿，又何必把都城搬到洛阳去。

除此之外，还有从宗教方面解释的，武则天推崇佛教，长安是儒家思想中心，洛阳是佛教思想中心，她希望以此来为自己篡位正名。

以上种种说法，我认为都是站不住脚。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政权的女皇帝，你要非说她是一个草包，那你得多草包！

早在唐高宗时期，公元657年，武则天作为皇后就请求李治到洛阳“东幸”，李治到了洛阳后一看，感觉还不错，就将洛阳设置为东都，以前是陪都，现在是东都，洛阳的地位与长安的地位是遥相呼应的。

从公元657年开始，到公元682年，李治与武则天曾经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一共去了洛阳七次，返回长安六次，之所以是这个数字，是因为李治最后一次去洛阳没回来，公元682年，李治与武则天最后一次到达洛阳，于次年驾崩于洛阳紫薇宫。

李治频繁去洛阳最大的原因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并不足以维持大量的人口，为了减轻关中的粮食压力，不得不到洛阳去办公。

唐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央政权官僚班子都要宏大。

这些京官的背后，必然需要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长安的繁华也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人口的聚集，据相关资料显示，唐朝巅峰时期，长安人口高达百万，堪称世界性的大都市。

但是关中地区的粮食供给根本不足以弥补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缺口，不得不依靠其他地区调粮来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如此，一旦关中地区遇到了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会发生饥荒的现象，原因是，长安地理位置过于偏西，当时的经济主产区，除了关中之外，就是中原地区，但是想要把粮食调入长安，成本很高。

这么说吧！古代运粮如果不依靠水路，成本高得吓人。

隋朝时期，隋炀帝曾修建京杭大运河，各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运到洛阳，这就是洛阳作为都城的底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治和武则天并不是去洛阳游玩的，而是有着背后的经济意义。唐朝开国的前一百多年，有五十多年皇帝是在洛阳办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最后将武周朝定都在洛阳，也并非不好理解，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关中缺粮只是武则天迁都的表现，真正的内核原因，实则是天下形势的变化。

长安建都历史长达1200年，而洛阳建都1500年，都是历史悠久的都城，但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的前半段，关中的地位更突显，战国时期的秦国，楚汉之争的刘邦，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的。

按照当时的地缘情况来看，以“关中+巴蜀”可以完全压制中原，不是说关中地区的体量完爆中原，而是爆发战争的时候关中往往自成一体，中原地区却很难统一，大多数是一盘散沙，难以对关中地区形成钳制，比如战国七雄混战，关东六国加一起绝对吊打秦国，但是只有少数次数能够打过函谷关，而过了函谷关后，六国就不愿向前了，打起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关中作为压制中原的地理优势，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后，发生了改变，关中之外，除了中原地区，还有其他区域都得到了开发，一方面是东吴和东晋在江南的开发，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南下，北方也得到开发。

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就镇不住整个中国，而洛阳却成了香饽饽，比如北魏孝文帝力排众议要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后来隋朝也是定都在洛阳。

只有更大的经济腹地，才能撑起唐朝的政治高度，武则天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在眼光和见识上，是很多男人都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