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历史时，通常从商代开始，而很少提及夏朝，像《剑桥中国史》这样的作品便是如此。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夏朝历史的否定，表现出了一种对待中国历史的偏见。与此相比，西方学者在探讨印欧民族的历史时，却倾向于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无论是否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这种对待不同历史的态度，不禁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历史双重标准。

西方否定夏朝的主要理由，便是认为相关史料无法得到验证，认为夏朝可能是周人编造出来的传说。因此，西方学者主张，要验证夏朝的存在，必须依赖考古学的发现或是文字证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涉及到西方自己的历史时，例如“特洛伊遗址”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西方学者依然对其历史持肯定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历史的方式，无疑又是一次双重标准的体现。

然而，在西方学者对夏朝持否定态度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却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近年来，遗传学家从基因角度出发，取得了重要发现，这些发现不仅为夏朝的考证提供了新线索，而且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性。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商汤推翻夏朝后，夏朝遗民的去向大致有四个方向：

首先是南逃。《逸周书》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这意味着跟随夏桀一同逃亡的，可能是贵族、卫队等高级人员。

其次是西逃。史书记载，周朝中期的褒国国君褒姒，及文王妻子太姒等，都是夏朝的后裔，因此他们姓“姒”。

第三是投降。据《大戴礼记》记载，商汤征服夏朝后，将夏人聚集在杞地，甲骨文也有杞国的记载。周朝继续将夏人安置于杞地，春秋时期，孔子曾拜访杞国，并表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最后是北逃。《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意味着夏人北逃，很可能沿黄河流域向北迁徙，最终成为匈奴的祖先。

这些关于夏人去向的记载，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视为无稽之谈。但如今，通过基因对比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中国史书的准确性。

中国科学院的刘皓芳博士在其论文《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中提到，研究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采集了40份人骨样本，并对其DNA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人群大部分定居在当地，但也有部分人向西北、东北迁移，甚至一些人迁徙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的先民在黄河中下游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而在南方却几乎没有迹象。

根据《史记》记载，夏人北逃成了匈奴的祖先。刘皓芳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匈奴的确包括了一部分夏人后裔，并且他们的分布范围包括内蒙古、甘肃、东北等地。因此，史书中关于夏人北逃的记载显然是可信的，虽然司马迁将所有匈奴人都视为夏人后裔，这一结论可能存在误差。

然而，《逸周书》提到的“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意味着也有一部分夏人南逃，但为什么在基因研究中并未发现这一点呢？这些随夏桀南逃的人，很可能是当时的显贵阶层。商汤很可能并不放心这一批有权势的人，2018年在安徽合肥肥西县三官庙村（临近巢湖）发现了三官庙遗址，这一遗址距今约3600年，出土了大量高等级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能是军事指挥器具，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被烧毁的痕迹，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兵灾。这个遗址的特殊性让人不禁联想到夏桀，或许商汤曾派人追捕并消灭了夏桀。

此外，还有一种夏朝特有的标志性文物——牙璋，这种器物只有夏朝的贵族才能使用。而考古学研究表明，牙璋在南方的多个地区被发现，如湖北、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其中以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最为著名。而在商朝中后期，牙璋的踪迹几乎消失。通过牙璋的分布，可以看出夏朝贵族在南方的广泛迁徙，同时，北方却几乎没有牙璋的出土。

从这一系列证据来看，许多平民北逃，而少数显贵可能南逃，并且在逃亡途中不断受到商朝的追击，最终他们的数量可能减少，导致基因研究中没有出现明显的南方逃亡迹象。

实际上，关于夏朝的考证，早在多次研究中就已得到了印证。例如，二里头遗址的时空背景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而二里头的王朝气象和广域王权特征与夏朝也极为相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曾说过一句话：“你要否定它是夏，比肯定它是夏的难度要更大。”

总之，种种考古发现和基因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中国史书的可信性，夏朝的存在不容置疑。而西方学者否定夏朝的观点，缺乏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尤其是所谓的“周人虚构夏朝”这一论点，更是无法站得住脚。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学者能否从公平的角度，统一标准地看待中西方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