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帝国的王位继承叙事——分王国独立治理时代的开启，始于751年丕平三世的建立，直至840年虔诚者路易的去世，近百年的时间里，加洛林帝国虽然经历了短暂的分治时期，但整体上仍然由单一的君主掌控，持续维持着帝国统一的政治格局。843年后，随着《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加洛林帝国最终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标志着分王国时代的开始。

传统历史学家通常认为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加洛林帝国的彻底解体，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各自演变为后来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民族国家的雏形。然而，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政治演变，我们不应当简单地用倒放电影式的思维或辉格历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虽然帝国的领土被分割，但加洛林帝国依然保持了王朝、贵族和教廷之间紧密联系的统一结构。帝国的核心“统一性”没有根本性改变。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首先，分割的王国继承制度自墨洛温时期便是法兰克王国政治文化的常态。在这种传统下，兄弟王国之间通过血缘联系维持着统一的法兰克政权。

墨洛温时代虽然继承人必须来自墨洛温家族，但继承的具体人选存在一定灵活性。外来者可以通过重新构建族谱的方式，主张自己的王位继承资格。但到了加洛林时代，随着丕平与罗马教宗的联姻，并引入膏立礼等宗教仪式，这一传统得以神圣化，逐渐确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合法性，并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外族的挑战，创造出加洛林人对法兰克帝国的“神话式”统治。

此外，基督教教会和教皇对帝国统一的呼吁发挥了重要作用。教会不仅承担着精神引领和教化职责，也在维护和平和劝诫君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加洛林帝国，基督教强调“单一神”、“单一教会”与“单一信众”的理念，教会也期望见到一个统一的世俗帝国，这种思想贯穿了从丕平开始的加洛林政策。因此，即便在843年后，教会依然积极介入兄弟之间的冲突，力图通过基督徒式的“兄弟之爱”来实现王国之间的和平与统一。

同时，法兰克王国的主教区并没有因为《凡尔登条约》而瓦解，部分主教区横跨两个王国，这使得教会人士利用神学理论，提醒各个君主维持法兰克帝国整体性，捍卫教会利益。此外，贵族间的跨王国婚姻和结盟也增强了法兰克世界的政治互动。王国之间的贵族联姻和政治支持，使得政治格局复杂而多变。

在843年之后，尽管加洛林帝国已经分裂，但加洛林君主依然尝试通过拉拢竞争对手的支持，来削弱对方的力量。在《凡尔登条约》签订后，罗泰尔支持阿基坦的丕平对抗秃头查理，甚至与布列塔尼公爵结盟，阻挠秃头查理在西部的扩展。另一方面，贵族也时常发生背叛行为，寻求其他同宗君主的庇护。例如，在858年，西法兰克王国的部分贵族对秃头查理的政权表示不满，便邀请东法兰克的日耳曼路易来接管该地区。不同王国之间的贵族和君主之间频繁的冲突和叛乱，虽然直接削弱了某一君主的权威，却也反映了加洛林家族整体的统治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帝国一统”的观念。

加洛林帝国的分裂后期，君主们依然对邻近领土充满野心。土地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不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还是为了招揽精英并维系贵族忠诚，君主都需要大量的土地。以秃头查理为例，随着西法兰克王国内部的稳定，他开始对同宗的领土跃跃欲试。869年，在得知罗泰尔二世去世后，秃头查理迅速占领洛林吉亚王国，并加冕为王。875年，他又将意大利王国纳入版图；876年，在日耳曼路易去世后，秃头查理准备占据洛林吉亚东部，但却因侄子小路易的反攻而退败。这种积极争夺领土的态度，不仅显示了君主间的竞争，也表明加洛林帝国并未彻底分裂，仍存在重新统一的可能。

因此，843年后，加洛林帝国虽然名义上分为三个王国，但这些王国之间的关系却充满了开放性和互动性，王国和贵族的权力在边境地带互相渗透，权力的运作变得更加复杂。尼尔森曾提到，《凡尔登条约》为这些竞争者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他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能寻求合作。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加洛林家族内部的动态互动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最近，法国的中世纪史学者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早期中世纪的政治与社会，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2018年，勒·扬等学者借用了“竞合”这一概念，深入探讨了中世纪早期的政治动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竞合即是主体在行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是一种非零和博弈。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九世纪中期后期加洛林统治者之间的复杂政治互动。

在加洛林帝国的统一性背后，九世纪40年代以后的分国时代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限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王室“兄弟协作体制”。具体而言，罗泰尔、日耳曼路易与秃头查理三兄弟在彼此的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下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实践。虽然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体现在领土争夺和贵族拉拢方面，但也时常表现出合作的一面，尤其是在维护加洛林家族利益和和平方面。

例如，罗泰尔曾支持阿基坦的丕平对抗秃头查理，试图削弱后者的权力；在870-871年，日耳曼路易曾接纳秃头查理的小儿子卡洛曼，并支持他反抗自己的父王。此外，三兄弟也经常举行会晤，解决冲突，保持王朝的稳定。例如，在853年，罗泰尔与日耳曼路易在莱茵河边的会谈中，虽然初时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了和解，签署了和平协议。这类定期的政治协商对加洛林帝国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关乎帝国整体利益的事务上，三兄弟同样表现出合作的态度。例如，844年，他们在蒂永维尔召开会议，处理教会事务，并联合派遣使节到阿基坦和布列塔尼，要求当地的领主归顺加洛林的统治。847年，他们又联合出使丹麦，要求丹麦国王霍里克停止对基督徒的攻击，并威胁进行讨伐战争。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兄弟协作体制”对加洛林家族的王位继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加洛林王位继承的实践中，继承权的共享成为王室内部的重要特征。加洛林的国王和储君都有资格继承其他同宗君主的王国。在这种背景下，王位继承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非常突出，君主们会通过谋略和结盟，不断扩展和巩固自己的继承权益。这种灵活性从八世纪中叶的加洛林政治就已经显现出来，尤其在745年查理·马特的儿子卡洛曼去世后，丕平通过政治手段并吞了德罗戈的领土；771年，查理曼更是迅速出兵占领了其兄弟卡洛曼的领土，剥夺了卡洛曼家族的继承权。

因此，843年《凡尔登条约》虽然使王国分裂，但王室内部的争斗和继承竞争并未因此而减缓，反而形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格局，王室成员不断调整策略，力图在“兄弟协作体制”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和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