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为何被称作“殷”？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古代及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商朝被称为“殷”，与盘庚迁都至殷地密切相关。所谓的“殷”，是指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区，当时商朝的都城就设在这里，且延续了270多年。因此，商朝的国名常以“殷”或“殷商”来指代。例如，《尚书·盘庚》就有记载提到“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

不过，《史记·殷本纪》与《尚书》的记载大相径庭。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帝舜将商契封于“商”地，却没有明确提到“殷”，即使是商朝的建立者成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时，整篇文献也将商朝称为“殷”。如在盘庚迁都之前，描述中提到“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在帝雍己时则有“殷道衰，诸侯或不至”；而在帝太戊时则写道“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这些描述表明，司马迁更倾向于使用“殷朝”这一名称，而不是“商朝”。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解释“商”如何转变为“殷”。

然而，甲骨文中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这一发现不仅推翻了司马迁的观点，还暗示“殷”并非与地名直接相关，也可能是《尚书》中的记载存在错误。首先，商人一直自称“商”，而从未使用过“殷”这一名称。在迄今为止发现的17万片甲骨文中，几乎没有涉及到“殷”的记录，反而频繁出现“入商”或“天邑商”的字样。甲骨文专家罗振玉曾指出，尽管史书上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但在卜辞中并没有发现“殷”字的踪迹，反而多次出现“入商”。他还提到，文丁、帝乙时期，商朝虽居于河北，但依旧以“商”作为国号。因此，从商朝的自称来看，商朝一直是以“商”来命名，而不是“殷”。

如果从周朝的角度来看，周朝的国号并没有因为迁都而改变。例如，周朝从陕西宝鸡的周原出发，经过数次迁都——定都过西安（丰镐）和洛阳（成周），但始终没有更改国号。以此类推，商朝迁都殷地并没有理由更改国号。因此，司马迁将商朝称为“殷朝”，并将商朝的历史命名为《殷本纪》，显然是不准确的。正确的命名应当是《商本纪》。至于盘庚迁都后商朝为何被称为“殷”，无论是商朝自称还是外界称呼，这一现象都值得怀疑，尤其是甲骨文中从未提及过“殷”这一称谓。

此外，周人对商朝的称呼也呈现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许多传世文献中，如《尚书·牧誓》，商朝被称作“商”，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的相关文献中，如《康诰》、《酒诰》等，则同时使用“殷”和“商”。不过，这些文献经过多次手抄，无法确保抄写过程中没有根据后来的认知修改“商”为“殷”，因此难以确认周人何时开始称商朝为“殷”。相较于这些传世文献，考古出土的文献则更具可信度。比如武王征商簋、何尊、康侯簋等铭文记载，在西周初期，都普遍称商朝为“商”。然而到了西周中期，考古文献和传世文献普遍开始称商朝为“殷”。

甲骨文中的“殷”字则揭示了更多的线索。尽管“殷”在甲骨文中出现次数极少，仅出现过五次，但它的含义引发了学者们的猜测。据学者唐际根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殷”字往往没有明确的语境，且内容无法确指其含义。青铜器铭文中的“殷”字，也没有明确的地名指示。学者认为，“殷”这一字形可能原本与疾病和治疗相关，或许有“治病”或“失去贵族身份”的含义，这样的解释为理解周人为何称商朝为“殷”提供了新的视角。周人对商朝的称呼，是否带有某种贬低或警示的意味，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

总的来说，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来看，商朝的“殷”之称并不指代地名，更可能反映出周人对商朝的某种否定态度。这一称呼或许意在警示周人，从商朝的覆灭中吸取教训。周公辅佐成王时期，逐渐普及了这一称呼，且在西周中期后，普遍形成了“殷”的认知。值得深思的是，周代史料相对丰富，虽然“殷”逐渐取代了“商”这一称呼，但也有大量“商”朝相关的史料保存下来，这意味着“商”和“殷”都曾用来指代商朝。至于商朝如何称呼夏朝，现如今没有找到“夏”字的甲骨文或相关记载，这是否意味着“夏”朝的名称已经在商、周两代的历史传承中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