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蒋中正试图仿效意大利的“黑衫党”，建立一个忠诚于自己的组织。他召集了十三名核心成员，成立了以黄埔军人为骨干的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这十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尽管戴笠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他在组织中的地位和声望较为平凡，远不如后来那般显赫。

到1932年，复兴社内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为力行社。力行社内部设有一个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名为特务处，而特务处正是军统的前身。戴笠被任命为特务处长，从此他的政治生涯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1932年4月，特务处刚刚成立，戴笠便迅速将手伸向了上海，成立了上海区。这一举措显示出上海在他眼中的重要性。

到1937年，军统正式成立时，其结构已经形成了局、区、站、组、队五级体系。戴笠在1932年便设立了上海区，足以证明这座充满活力和复杂背景的大都市，成为了他极为看重的战略重点。

上海区初期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主要由区长、司书以及负责事务和交通的三位核心成员组成。其下设有三个行动小组，各小组的负责人情况如下：

1. 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本地人，黄埔三期毕业，擅长人际交往，在上海的帮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2. 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人，黄埔五期毕业，性格机警狡猾，行事毫不犹豫。

3. 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黄埔三期毕业，相较其他两位，能力较为平凡。

这三组的成员并不多，约有四十人左右。初期，上海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南市、法租界、英租界和闸北这些区域。除此之外，每月的经费仅有两百元，这显然远远不足以支撑数十人的日常开销。房租和会议费用占用了大部分经费，剩余的资金仅能用于购买设备和支付员工工资。这样的预算状况迫使他们时常向戴笠或者杜月笙等人借款，才能勉强度过难关。

翁光辉是上海区的第一任区长，但他的野心过大，渴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在一次获得重要情报后，他试图绕过戴笠，直接向蒋中正报告，企图借此提升自己的职务。然而，他的举动被戴笠察觉，翁光辉未等到报告成功，便在轮渡上被戴笠截住。结果他被撤职，余乐醒接任上海区区长。

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区迅速发展，不久后，戴笠将其扩展为华东区，并新增了第四组和行动组。沈醉，戴笠的得力助手，在此时被提拔为第二组组长。新增的第四组成员均为精英，来自杭州特训班的甲班。与此同时，行动组的组长赵理君是军统的顶级杀手，带领着一支训练有素、心狠手辣的队伍，专责处理特定的行动任务。

在上海区的发展中，吴乃宪于1934年担任华东区区长，带来了新的管理思路。他重新划分了各小组的职能，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划分，为小组起了新的名字：

1. 一组：南市组，依然由陈志强领导，负责老城区的监督与保护。陈志强之所以能够稳居组长，部分原因是他在上海的广泛人脉，这使得他能获得诸多情报支持。

2. 二组：法租界组，组长由沈醉接任。沈醉从湖南湘潭来到上海，凭借聪明才智和果断行事，成为了戴笠的宠臣，担任了法租界组的领导。

3. 三组：国际租界组，由王昌裕负责。王昌裕曾在黄埔与多位同学建立了深厚关系，借此打入反蒋派系，成功为戴笠提供了大量情报。

4. 四组：沪西组，由张人佑负责。该组负责管理闸北、虹口和沪西地区，尽管其成员专业性强，但由于张人佑的能力较为平平，四组的成绩始终未能令人满意。

上海区的保密工作极为严密，只有四名组长知晓区部的具体位置，其余成员完全不知。在日常联系中，特工们通常通过邮局信箱一周联系一次。重要情报则用隐形药水书写，并通过普通信件寄送到南京。区长与组员的会面也都经过精心安排，避免任何泄密风险。

随着情报工作量的增加，上海区开始招募外勤特务。这些外勤特工通常有着正式职业，如律师、记者、教师等，他们的职业身份为其提供了掩护，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借助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戴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为他的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可以说，上海是戴笠情报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成功的第一桶金。大上海的繁杂背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为他后来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