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清朝官员家眷玩牌图，托马斯·阿洛姆（1843年）/维基共享资源

中国中古时期自然旅游的兴起可归结为四大因素。

引言

旅游起源研究始终充满魅力。科恩（1972）指出，此类研究需关注旅游的具体形态，因其起源可能各异。这就要求我们考察催生特定旅游类型的社会、政治与环境因素（丹恩，1981）。广义而言，旅游可分为文化旅游与自然旅游两类。文化旅游的源头可追溯至中世纪的朝圣活动（泰尔曼，1987），或更早的古代世界（弗特迈耶，1989；斯顿夫，2003）。相较之下，自然旅游的起源研究则显不足。自然旅游指对山水景致、动植物的观赏，其核心在于自然本身的吸引力与个人体验（巴里奇等，2016）。迈尔-阿伦特（2004）尝试解释人类为何被自然环境吸引，将自然旅游的起源归因于浪漫主义、宗教自然观及春游海滨传统。此类观点忽视了中国中古时期文人雅士的休闲追求——在迥异于西方的背景下，自然旅游已然兴起（严立波与麦凯克，2013）。探究这复杂成因，有助于理解自然旅游为何于此时在中国出现。大量史料印证了旅游史上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展。本研究借鉴演化范式（曼纳玛，1991；约曼与麦克马洪-贝蒂，2017），旨在辨识自然旅游演进中的关键创新与动向。演化范式帮助研究者锁定现象相关的核心议题，为学术交流提供快捷路径（布雷松，1987）。

价值取向的转变图片：顾恺之《洛神赋图》（344-406年），六朝时期作品

六朝时期（220-589年），以仕宦为终极目标的儒家思想式微（景蜀慧与孔毅，2006）。在此价值导向下，汉代（前206-220年）文人对政治多持积极态度，广泛参与庞大帝国的治理。汉代多数时期，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强调掩盖了对个人生活的追求。这一情形在随后的世纪发生转变。东汉（25-220年）以来的政治恶化令文人阶层对参政心灰意冷。

六朝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极大削弱了文人的政治热情。魏晋（220-420年）文人开始大规模从公共领域退隐至个人世界（房玄龄，1974）。当效忠朝廷失去价值，知识阶层面临根本性问题：生命意义何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儒家衰微而道家兴起，价值取向经历从奉献到享乐主义的重大转变（景蜀慧与孔毅，2006）。

随着关注点从社会转向个人，知识阶层必须重建生命意义。早期道家思想为此提供理论支撑。老子（公元前6世纪）的"道法自然"与庄子（公元前4世纪）的"逍遥游"思想，为生命意义的探寻奠定基础（翟理斯，1889）。庄子对人性的论述及对儒家的批判，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另类生活方式（翟理斯，1889）。

道家典籍《列子》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记载了早期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葛瑞汉，1990）。该书主张享乐主义，认为人生短暂且多舛。为鼓励及时行乐，书中强调人不应受儒家名教、真理与责任的束缚。声称生命真谛在于现实而非虚名，重要的是个体对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而非儒家强调的礼仪、道德与社会责任。魏晋文人对享乐主义的接纳，标志其价值取向已从利他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庄子》《列子》的道家教义契合了魏晋文人的哲学与心理需求。随着社会生活价值取向从奉献转向享乐，文人生活呈现新貌，表现为对审美与愉悦的追求（马瑞志，2002）。魏晋文人从日常生活中寻求乐趣，包括游览山水、赋诗、听琴、赏画。这种倾向使文人社交生活的诸多方面趋向艺术化与优雅化，获得审美体验。

求仙与采药

图片：华山西峰/翁德雷·日瓦切克摄，维基共享资源

六朝的社会环境恰适于道家思想（哲学与宗教层面）的接纳。哲学层面已如前述；宗教层面则与求仙实践密切相关，此类活动在六朝颇为盛行。将山岳视为仙居的观念，与长生不老的渴望相连。古人似乎毫不怀疑神仙居山的信仰。公元1世纪的字典将"仙"释为"长生不死，迁入山中"（见《释名》与《说文解字》）。获知仙居概念后，古人开始了漫长的求仙历程。求仙活动可溯至公元前4世纪，上古时期便形成以帝王为代表的求仙浪潮（王玉德与余和祥，2005）。典型者如秦始皇与汉武帝，皆不遗余力试图实现长生梦想。除遣方士寻仙药外，二帝频繁巡游帝国疆域，祭祀名山，登临海畔山岳，幻想得道成仙。然所有努力终成泡影。

后世有人延续前人做法，继续于山岳海岛求仙；另一些人则开始探索成仙新途。后者认为成仙应通过自我修炼实现。作为当时杰出思想家与文人代表，嵇康（224-263年）虽不信神仙存在，但认为服食草药等修炼方式可延年益寿（房玄龄，1974）。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写道：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闵福德与刘殿爵译，2000年，第466页）

延年药草需由求长生者亲自采摘，故入山成为必要。葛洪（283-363年）《抱朴子·内篇》（韦尔，1966年）系统阐述了修炼方法。葛洪认为山岳是理想修炼场所，因幽静山林有助于坚定意志，免受尘世干扰。名山自有神灵，或可助炼仙丹。名山可见地仙，生长灵芝仙草，皆有助于炼制仙药。

自葛洪时代起，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修炼需求，越来越多山岳被纳入圣地名录。至7世纪初，"洞天福地"已达118处（周维权，1996年）。多数圣地集中于六朝政治中心建康附近。将名山视为仙居与炼丹宝地，众多道士入山求仙。早期道士行为的示范效应，使名山备受世俗关注。在家道士或普通文人遂效仿道士，入山采药求仙。这种行为模式对山水审美的发展影响深远。

图片：宋代村医艾灸治疗图（约950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采药不仅是早期道士的重要活动，也是六朝后继者的修行内容。当时士族多信奉天师道，精通草药是道教修行的基石（陈寅恪，1992年）。对草药的兴趣驱使士族文人入山，这与山水欣赏形成关联。文人入山时会借机环顾，留意景致。王玫（1986年）分析采药与观景的关联，指出二者存在天然联系：

"入山的初始目的或是求仙，或是采药服食，希冀突破时空限制，获得神仙般的自由。但无论求仙还是采药，文人皆需东张西望，前瞻后顾。如此便得见传说中的仙居——名山。......山景与仙境自然成为诗人吟咏对象。"（第88页）

文人的采药有别于平民，此差异源于身份不同。平民需靠采药谋生，故更关注如何采集更多药材。文人则无此顾虑，因其采药是为满足精神而非物质需求。因此，入名山采药于他们更是休闲而非劳作。在山中，其探索不限于采药，还会关注多样的自然景物。就此而言，文人入山采药客观上促进了山水审美，正如王玫（1986年）所述：

"入山求仙采药耗时良久。一旦深入名山大林，文人便远离尘世喧嚣......超脱俗务后，文人或能淡泊名利，沉浸于宁静环境。这种与自然较长时间的接触，无疑会提升对山水的审美鉴赏。"（第92-93页）

以采药为借口漫游名山的渴望，自3世纪中叶在文人中颇为普遍。一旦入山，他们关注景致远胜草药。

道教文人不能垄断采药访山行为，因佛教文人也参与此类活动。东晋名僧支遁（314-366年）在诗序中展现出与前述道教文人相似的兴趣：

"余适野寂，兼药采自娱，便独往[吴县土山]......登岭采药，翘心娱石濑之观。"（逯钦立，1983年，第1079页，作者译）

上述讨论表明，随着富裕闲散文人的参与，采药逐渐演变为与山水审美相关的户外游憩。以采药为由的山林漫游提供了珍贵的观景机会，但此类机会对文人阶层并不常有。除空间因素外，时间限制也是主因——文人官员无暇远游名山。晋代文人以近郊山丘作为替代方案，由此克服观景的时空限制。他们似乎满足于以近郊景致替代心仪的名山，正如晋简文帝司马昱（320-372年）入华林园时所叹："会心处不必在远。"（马瑞志译，2002年，第63页）

近郊游览的兴起

图片：六朝书法作品

"近郊"是历史而非现代概念（哈里斯与拉克姆，1999年）。六朝时期，因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南方兴起诸多城市（简修炜与戈春源，1996年）。故六朝的"近郊"不应理解为荒野（严立波，2015年），而是指城郭外围的河滨、湖畔、丘顶等自然存在，以及园林、别墅、庄园、亭台等人造景观（周维权，1999年）。田园风光虽属近郊部分，但在魏晋时期多被文人忽视（康达维，2006年）。

自3世纪始，中国文人开始因赋诗、清谈、听琴、饮酒及享受优美户外环境等目的近郊游览（严立波，2010年）。魏王曹丕即位前，常与文人同游郊园，其文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吴伏生译，2008年，第40页）

西晋文人也爱在自然环境中奏乐，以金谷宴集为典型。主人石崇（249-300年）描绘：

"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马瑞志译，2002年，第284-285页）

此类游宴中，音乐演奏与欣赏吸引参与者主要注意力，山水观赏反居次要。

左思（约252-306年）批评以赏乐为主的游览方式，主张在自然环境中应关注景致之美，无需音乐干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思孟译，1996年，第118页）左思认为野外的美景可替代文人日常喜爱的世俗音乐。其诗揭示了山水的独立价值，倡导文人因景致本身之美而非作为宴乐背景去欣赏。他建议游山文人专注于自然本真之美，莫让世俗音乐阻碍与自然的交流。左思的观念可谓山水意识演进中的里程碑。

左思的创新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公元353年王羲之（303-361年）组织的兰亭雅集即为明证（见严立波，2015年）。受左思影响，参与者列坐曲水之畔，流觞赋诗。现场无日常丝竹，然其所获快意不逊于金谷宴集的全程奏乐。兰亭雅集参与者支持左思"游宴去乐，专注自然"的主张。主办者王羲之似最受左思影响，故未安排乐舞。其文曰："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拉瓦列译，2004年，第248页）其他参与者对此安排持积极态度，自发描述所闻天籁，如表1所示。

兰亭诗人多认同山水清音可代丝竹。除听觉景观外，诗人用大量诗句描绘兰亭周遭景致（见拉瓦列与严立波，2010年）。对左思思想的接纳，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兰亭诗人对视觉与听觉景观的欣赏。

因渴慕名山而不得至，文人阶层以近郊山丘为替代。如兰亭诗人谢缵诗云："豁尔累心散，遐想逸民轨。"（拉瓦列译，2004年，第254页）近郊山丘虽不如名山雄伟，但这并未削弱文人的游览兴趣。毕竟，乘牛车、舟楫或骑马即可轻松抵达。

作为远游名山的折衷方案，近郊游览提供了亲近自然的便捷机会。在邺城、洛阳、建康、会稽等城郊，集体性的山水兴趣得以培育（严立波，2010年）。近郊环境对山水审美的演进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些有意义的城郊，中古早期文人培养了共同的山水兴趣。然其所获审美体验似显肤浅，文人多满足于山水概观，忽视审美细节（拉瓦列，2004年）。文人阶层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来丰富其山水体验。

文化精英的南迁

图片：东晋疆域图

理解东晋历史需考察当时的人口大迁徙（胡阿祥，2010年）。此观点同样适用于东晋自然旅游的演进。内乱与北方民族起义致西晋于316年灭亡（陈寅恪与万绳楠，1995年）。为逃离北方民族战场，大量汉人（包括中原士族与地主）南迁避祸（陈寅恪与万绳楠，1995年）。实际上迁徙早有筹划。4世纪初，因八王之乱，晋朝社会动荡。上层阶级对北方失去信心，已开始筹备南迁。西晋灭亡后，南迁士族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中国文华中心首次由北转南。

渡江后，士族发现建康周边土地不足安置，长江下游已被在人口与军事上占优的北方中层占据。而太湖流域的沃土则由土著吴人控制。南迁士族遂渡浙江，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陈寅恪与万绳楠，1995年），并乐居于此。

士族发现会稽不仅土地肥沃足以供养大家族，且山水丰美满足审美需求。方志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山峰崷崪，吐纳云霞；松柏枫栝，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马瑞志译，2002年，第75页）

会稽成为当时人才荟萃之地。《晋书·王羲之传》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约330年前后）、许询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傅乐山译，1960年，第87页）

图片：会稽山——中国首个王朝发源地

当时顶尖文士艺术家齐聚会稽，使之成为东晋文化中心（见严立波与麦凯克，2013年）。士族文人原散居北方广袤地域，因南迁而共聚一地。这种聚集使文人交流便捷频繁。文士们的空间邻近加速了山水审美文化的形成。史料显示，这些文士在隐居倾向与沉醉自然本真之美方面生活方式相似（房玄龄，1974年；马瑞志，2002年）。此即文化真义——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会稽在培育山水审美文化中的作用，堪比坎伯兰湖区对英国自然感知学派的影响（傅乐山，1967年；严立波，2015年）。

南迁造成居住环境的鲜明对比。此前，北方士族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理环境（胡阿祥，2010年，第607页）。南迁后，他们开始于"清流映带，岚霭朦胧，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充满诗情画意"的雅致环境中生活（胡阿祥，2010年，第607页）。新环境如此迷人，使南迁文人深深沉醉，如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房玄龄，1974年，第2098页）剧变促使移民"学习理解新的地理环境"（胡阿祥，2010年，第606页），时代遂成地理大发现时期。孙统（约4世纪）传记载，其出仕主要为便于欣赏治所山水：

"居会稽，性好山水......求为鄞令，委以虚诞之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马瑞志修订译，2002年，第414页）

许询（约325-352年）对自然的热爱备受时人推崇：

"许询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马瑞志译，2002年，第362页）

除地理发现外，往返会稽与都城建康是士族文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严立波与麦凯克，2013年）。因需在建康追求政治生涯与维持社交网络，频繁旅行成为必要。这些旅程加上会稽培育的集体山水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会稽文人的审美意识。会稽与建康间水陆路程约560里（沈约，1974年）。多数时间，文人乘船而行，这种移动方式适宜赏景。旅行文人欣赏沿途景致，包括近郊山丘、水景与园林（严立波与麦凯克，2013年）。正是往返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之间，使这些景观得以接触。对此，明代文人谢肇淛（1567-1624年）有论：

"山水须有缘。处遐陬绝徼，舟车不至，遂湮没无闻。如姑苏虎丘，以培塿之丘而称雄千载，岂非以当水陆之会，近在城郭，游赏者屦齿相错乎？故山水有幸有不幸。"（谢肇淛，2001年，作者译）

引文中的虎丘位于会稽与建康之间。这座小山与沿途诸多景观自东晋起便受青睐，因南迁士族频繁往来两中心而"有幸"。

参考文献（略）

原文由《旅游未来杂志》（Journal of Tourism Futures）首发，Emerald出版社版权所有，遵循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