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珠桥外明如画，照见游人画桨移。”两百年前的珠江，可没有“小蛮腰”的霓虹闪烁，但入夜后的江面，却漂着数千艘雕花描金的楼船，灯火通明如星河倒坠。船上丝竹管弦彻夜不休，胭脂水粉的香气混着酒气，熏得连江水都泛起涟漪——这里便是清代广州的“水上不夜城”，花船。

这些船远看像移动的宫殿，近看却是欲望的迷宫。头等舱的“大寨”里，十三行的富商们一掷千金，用南洋运来的象牙屏风隔出私密厢房，搂着扬州来的名妓谈生意；二层的“细寨”中，文人们摇头晃脑吟诗作对，歌女抱着琵琶唱“珠江竹枝词”，句句撩得人心痒；最底层的“炮寨”挤在船舱暗处，码头苦力摸出几枚铜钱，就能钻进鸽子笼般的小隔间。

你以为这只是风月场？错了。当年法国公使拉蒂尼来广州谈判，行商潘仕成直接在花船上摆了一桌“中西合璧”的宴席：桌上摆着英国自鸣钟、荷兰郁金香酒杯，歌女唱的是昆曲混着粤剧小调。觥筹交错间，潘仕成轻飘飘递上一纸合约，洋人迷迷糊糊就签了字。事后法国人在日记里写：“那些雕满西式花纹的船，挂着琉璃灯笼，姑娘的裙摆扫过镶金地板……你明知是陷阱，却甘愿沉沦。”

洋人当然沉沦。清廷勒令他们每月只能上岸三天，可黄埔港的外国水手早就憋疯了。月黑风高夜，总有小船偷偷靠上商船，船夫压低嗓子问：“要‘打水围’（逛花船）不？”水手们攥着银元钻进船舱，却发现花船早被官府盯上——1821年的“黄亚胜事件”，就因皮条客和英国水手分赃不均，闹出人命官司。苦主家属抬尸告到衙门，惊动了两广总督，差点引发中英外交风波。

花船上的姑娘们也分三六九等。头牌们住在“横楼”顶层，房里挂着文人题字的纱帐，闲来无事用螺子黛画远山眉，随手写首小诗都能卖钱。潮州来的花魁擅唱“潮剧”，一开嗓便引得富商争相打赏；扬州帮的姑娘抱着月琴，指甲上染着西洋舶来的凤仙花汁，腕间叮咚作响的却是纯金虾须镯。但下等妓女就惨了——贫家女被爹娘十两银子卖到船上，接客时疼得咬破嘴唇，还要被龟婆骂“装什么千金小姐”。更狠的是，老鸨为了多赚钱，逼她们吞草纸灰止月事，染了花柳病就扔进小艇，趁夜拉到荒岛自生自灭。

在这座“水上浮城”里，连空气都浸着欲望。官员们戴着孔雀翎顶帽招摇过市，却把朝廷禁令当耳旁风。法国人亲眼看见，某位知府大人歪在铺满苏绣的软榻上，就着妓女的手吸鸦片烟泡，官袍皱成一团丢在角落。而码头上，刚领了工钱的渔民攥着碎银犹豫不决——是给卧病的老娘抓药，还是去花船快活一夜？最终他跺跺脚钻进船舱，天亮时佝偻着背出来，口袋空空，眼里全是血丝。

花船终究在烈火与骂声中谢幕。1845年，谷埠花船大火烧红半边天，数百艘雕梁画栋的船烧成焦炭；光绪年间的台风更卷走无数“紫洞艇”，连江底的胭脂盒都冲进了南海。

下次路过沙面老码头，不妨驻足听一听——晚风掠过榕树梢的沙沙声里，或许还混着半句未唱完的粤曲：“百钱狗仔身何贱，始信花贱价渐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