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外国的研究。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秦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期，同时也是中国史家对外国认识

和研究的开拓期，即最初的萌生时期。人们谈及中国古代史家对外国的最初认识时，往往会首先谈到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他将世界分为九大洲，在“大九州”之中，中国为1/9，即赤县神州。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分为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外国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部中国最早的“世界史”，是一部立足中国，面向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的历史性的著作。《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二十三种史书中，都涉及到了对外国的介绍和研究，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

近代以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交流和交融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极力要建立起自己统一的世界市场，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些认识，首先是对世界历史认识。这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

认识历史，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始终和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联

系在一起。回顾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海国图志》作者魏源

是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之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这一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1]。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为“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内容尽妆其中。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开设工厂。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开始仿效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解，进而研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感性知识，为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编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地研究。王韬等人的著作，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已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王韬。王韬是我国19世纪研究世界近代历史先驱者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此外还有未刊行的《西古史》、《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王韬对十分赞赏法国“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他矛盾的历史观的具体反映。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他既反对“政出一人”的专制统治，又反对“视君如弈棋”的“民主之国”的社会改良主张。在他看来，“专制”和“民主”都不可取，只有“君民共主”才能够“上下相安”，使国家远避动乱之源，稳定发展。

《普法战记》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欧洲战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记述巴黎公社的著作。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首先报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

《普法战纪》出版后，很快在日本引起重视。1879年，王韬应邀到日本。在日期间，见到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冈千仞，就撰写或编译《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交换了意见。1884年，冈千仞来华访问时，曾将所著《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带到中国。王韬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不少亲身体验，对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认识。他认为，日本的可取之处就在于“贵知所变”。日本虽然是亚洲东方的一个小国，“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人之不深”。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时，从日本的实际出发，是有选择的，并非是全部“西化”，这给王韬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能够做到“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所以近代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认为，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维新，以适应世界在“变”的形势，使国富民强。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2](卷二)。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19世纪另一部名著。“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国内产生大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3](p.204)。黄遵宪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1877年为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广泛地收集、阅读有关日本的历史文献资料。黄遵宪通过研究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以其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他同样是世界近代史的先驱者之一。黄遵宪还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晚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吾少时，绝无

求富贵之心，……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

以拯救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3](p.206)。

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成。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40卷，200余万言。为撰写此书，黄遵宪参考了200余种图书，历时八九年。该书介绍了日本自建国至明治时期的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治维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以来在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民情、工业、商业、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由于这部著作编撰的原则是从借鉴的目的出发，能够通今致用，效法自强，所以有意识地做到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对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社会变革的内容的介绍，尤其详尽，突出宣传维新观点，所以在戊戌变法时期广泛流传，对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把史学作为重要工具之一，十分重视发挥史学的作用甲午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些有关这次战争的著作，如王炳耀辑《中日战辑》，自1895年开始辑录，并写有《自序》。其弟王炳堃写有《中日战辑·序》(1896年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其子薛莹中将其中一部分材料编成《英法意比志译略》，1899年刊行。有关亚洲国家的志略，后也刻印出版。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在此过程中，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各国变法、宪法、商务，以至教科书等方面，都有译著出版。梁启超作为译书局的集股创办人曾说，该译书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4]。该书局建立后不久，便出版了《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地球十五大战役》、《瑞士变政记》等译著。大同译书局在维新运动中开办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于1897年2月12日在上海开业。近代以来，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推动作用。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上海宝山路成立。

“五四”运动期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对编译所进行了改革，成立了史地部等新的部门。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依据日本、中国数十种历史文献资料，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书。1897年在中国翻印出版。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

《日本新史揽要》，原名《国史略》，日本史学家石村贞一的代表作之一，1877年用汉文编成，1899年在中国刊印发行。该书是明治维新之后问世的日本通史类著作。《东洋史要》，原名《东洋史》，编写者为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1899年由东文学社刊印，在中国出版。王国维为该著作作序，他在《序》中，就历史的科学性问题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王国维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他强调：“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实之社会状态”，才算的上是“科学之研究”[5]。王国维对于史料和历史学的分析表明，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此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反响。汤睿译《俄土

战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18世纪70年代末俄土战争之后，土耳其沦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的经过。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发表于1898年2月11日《时务报》)。梁启超认为，沙皇俄国不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改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如埃及、印度、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波兰等国的亡国史，在当时中国的世界史著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民族危机日趋加剧的情况下，研究亡国史，有向国人敲响“警钟”的作用。这对于激发中国人民维护自强自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感有积极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为避免中国重蹈埃及之覆辙，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章起渭翻译的《埃及近世史》，为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历史丛书”之一；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2年出版。此外，还有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为“帝国丛书”之一。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欲想研究中国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前途，完全可以以埃及为借鉴。麦鼎华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6]。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紧紧依靠少数志士仁人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扑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7]20世纪初的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对当时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不仅应从中汲取教训，同时还要学习埃及人民的反抗精神，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

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有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一些。例如，日本学者北村三郎著，赵必振翻译的《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史学小丛书”之一。译者在述及翻译此书的目的时，主要是强调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认为“其历史可为隆替兴亡之鉴”，“我国人者，唯鉴埃及之衰亡，以大奋起，一变外交之局面，则诚国家之幸”。文明书局译刊《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该书局译刊此书的目的，是“厥以借镜，庶吾民之早为警觉”[8]。此外，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连载等。

印度是中国周边大国之一。16世纪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侵略，1757年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彻底亡国。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不少著述探讨印度亡国的历史教训。例如，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谊译社1903年1月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国人将印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使国人在惨痛的历史事实面前猛醒。1902年，丁文江译有《亚西亚西南部衰亡史》，主要内容是自上古直至近代，印度、安南、缅甸等国衰亡的历史。作者从多方面记载衰亡的经过的同时，而且还阐释了衰亡的原因。1902年第10期《译书汇编》，对此书有所介绍。

关于朝鲜亡国的著作，也有多种。1910年，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全系一家一人之身，这尤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李芝圃的《朝鲜亡国史》，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出版。作者从历史、政治、民俗等方面分析了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实行君主专制，没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对日本侵略者报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会“保护其独立”，“保护其领土完整”。作者强调，所以要编撰《朝鲜亡国史》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从朝鲜亡国汲取教训，牢记“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

关于越南亡国的历史著作也比较多，例如，赵伸(直斋)著有《腥风血雨录》，在《云南》杂志1907年第4、5、6号连载。文章内容之一，为越南爱国者潘承珠的《海外血泪书》。潘承珠在文中分析了越南亡国的原因，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赵伸认为，这对当前的中国人民来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亡国的屈辱历史，有助于治疗“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加快中华民族的觉醒。19世纪，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被英国占领而亡国。张成清的《缅甸史》，载《云南》1908年第13、14、16号。主要内容是英国殖民统治，给缅甸人民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他译编缅甸亡国的历史，目的是鼓吹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云南和中国人民免蹈缅甸之后尘，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发表了《菲立宾(菲律宾)亡国惨状记略》。该文发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的主要内容是，菲律宾先后沦亡西班牙、美国的悲惨历史，以及菲律宾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对于外国亡国史的介绍，不仅仅是中国周边国家或亚非国家，也包括远离中国的欧洲国家，如波兰。康有为1898年夏曾进呈光绪皇帝《波兰分灭记》，梁启超还撰有《波兰灭亡记》发表在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上。文章介绍了波兰被俄国等列强多次瓜分的惨痛经历，强调“不图自强，而欲庇大国之宇下，借他人之保护”，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日本涩江保(羽花生)所著《波兰衰亡战史》，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译本：其一，译书汇编社译刊《波兰衰亡战史》，译书汇编1901年第1期；其二，薛蜇龙(公侠)译《波兰衰亡史》，上海镜今书局1904年5月出版，柳亚子作《序》；其三，《波兰衰亡战史》，开明书店1902年出版。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波兰灭亡的原因。首先是政党纷争，相互倾轧，社会思想混乱，使外国入侵有可乘之机；其次，以俄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时时进行武装干涉急欲瓜分波兰；再次，封建贵族专横跋扈，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无权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

在介绍、研究外国一些国家亡国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介绍、研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凸显出来。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斋藤奥治著《西力东侵史》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时下最急需之奇书”，是“最新最完备之东西交涉史”，“其中如西人东渡考、古代东西关系考、支那开港考、俄罗斯东侵考、耶教流行支那考等，尤与我国有密切之关系”。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9日记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得此书，并将它和《译书汇编》等书刊，托人带回绍兴，介绍到国内。

通过回顾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看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些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明确这一点，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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