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日本遣唐使更震撼，但近代的李鸿章到美国时是震撼加绝望。

遣唐使是日本在唐朝时期派遣到中国学习的使节团，时间大约在7世纪到9世纪之间。

当时的日本处于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社会制度、文化技术都相对落后，而唐朝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长安是国际大都市，文明高度发达。

遣唐使们看到唐朝的繁荣，一方面感到震惊，甚至产生自卑感，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而来，更多的是敬佩和渴望学习，而不是完全的绝望。

毕竟他们有机会学习并带回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有巨大帮助。

李鸿章在1896年访问美国。

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成效有限，而美国则处于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期，纽约等大城市已经有了高楼大厦、电车、电力照明等现代化设施。

李鸿章作为清朝的高官，亲眼目睹西方的强大，深刻感受到清朝的落后和危机。

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中国正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这种对比让他产生更深的绝望感。

因为清朝的体制问题积重难返，改革阻力大，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迅速崛起，李鸿章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且改革困难重重。

李鸿章的震撼更具悲剧性

遣唐使的震撼中蕴含着文明新生的希望，而李鸿章在目睹西方工业文明时，已清醒意识到清帝国无法通过有限改革扭转颓势。

这种对体制性衰落的认知，叠加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感，使其绝望更具历史沉重感。

正如梁启超所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这种身处末世却无力回天的困境，让李鸿章的绝望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冲击，成为传统帝国面对现代性挑战的时代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