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 造就不同的地域文明。 在新疆， 干燥气候和无垠沙漠使那些曾经被古代新疆人埋入地下的遗物， 如今留存了下来， 变成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 比如纸质文书、绘画等， 手抄本《三国志》就是其中一种。 近期， 疆内外专家学者对它的历史内涵和内容有了新的理解。 关于《三国志》手抄本残卷，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 在新疆及敦煌出土了好几次。 经过考证， 新疆考古专家们发现， 手抄本的年代是公元265-420年间的， 认为它是《三国志》现存最早的版本， 属于隶书字体古写本， 也是世界仅存的孤本。 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 中原和西域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 《三国志》成书后很快传到了古代新疆地区， 出现了手抄本。 可见， 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百年来， 被称为《三国志》古写本的计有7种， 即藏于我国新疆博物馆的《吴志. 吴主传》、《魏志. 臧洪传》， 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吴志. 步骘传》， 藏于日本的《吴志. 虞翻陆绩张温传》、《吴志. 虞翻传》前篇及《吴志. 韦曜华覈传》以及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 诸葛亮传》。 目前各种古写本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 我们来看看各手抄本的发现和内容。

1909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为北魏高昌麹氏所抄《吴志·韦曜华敷传》二十五行残卷。 新疆鄯善农民掘地吐峪沟（又写作土峪沟）， 得《三国志. 吴志. 韦曜华覈传》. 旋归新疆布政司王树楠所有。 1913年， 王树楠的《新疆稽古录》于7月发表于北京《中国学报》第九期之《金石》专栏， 其中《麴氏所抄三国志韦曜华覈残传》见第25页， 该文推测《韦曜华覈传》残卷应为麴嘉从北魏获得的诸史写本之一。 及后1924-1925年， 王树楠又得《三国志. 吴志. 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 “余曩在吐鲁番所得”， 存于其子王禹敷处。 《吴志. 虞翻传》十行残卷出土情况不详， 但从内容与字体看， 此残卷实际是上面提到的《吴志. 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的前一部分， 其出土时间很可能也是1924-1925年（据书道博物馆自编《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 该目录记有 “《三国志》吴志第十二虞翻传， 晋写本， 吐鲁番出”和 “《三国志》吴志第二十韦曜华覈传， 鄯善出”）。

1924年， 白坚从日本某君处重资购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 11月白氏撰有跋文， 称“此卷出自新疆鄯善土中， 今年秋至都”。 1925年， 白坚又从某人处获得《虞翻传》十行残卷， 并将之影印行世。 这些残卷的书法风格与出土的魏晋时期人们所写佛经残卷相似， 应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字体， 属于魏晋时期兴起的新隶体， 字体的结构内紧外松， 字距疏散， 有着明显的燕尾式隶书重捺之笔。 可以看出， 当时楷书蜕化于隶书的痕迹和早期楷书艺术的发展方向。 白坚用泰西影印法影印《虞翻陆绩张温传》， 分贻同志。 王树楠为之撰写跋文， 王氏跋文颇长， 撰写于乙丑（1925）元日， 考证此本与今本《三国志》不同之处33事， 以证古本价值， 是王氏跋文中少有的一篇研究文字。 王氏跋文且称：“此卷旧藏儿子禹敷， 后归日本某君， 白坚甫以重资购得之。 “恐怕并非事实， 实际上此卷白坚购自王树枏， 并让王树枏、罗振玉题跋， 以增其值。 罗振玉跋写于乙丑三月， 只有六行文字， 称“传世卷轴之最古者， 莫逾于是”。 罗氏之子罗福成也于同年撰有短跋， 称此卷“今年出土于新疆省吐鲁番， 为予友白君坚发见， 遂以重值得之， 珍如拱璧”。 1926年， 罗振玉增订《汉晋书影》， 收录《虞翻陆绩张温传》写本残卷书影， 可惜剪去残卷第一行的四个残字， 造成人为缺憾。 到1930年后《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从白坚处易手， 归日本人武居陵藏。 同年8月， 内藤虎次郎（湖南）为武居氏藏卷撰写跋文， 在王树枏基础上再加考证古今本异同， 并指出白坚后来又将另外一件十行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转售给中村不折， 当为此卷前面所接部分。 1931年， 收藏者武居绫藏将原本影印在《古本三国志》卷轴中， 后附王树枏、罗振玉、内藤虎次郎诸氏上述跋文， 并撰《古本三国志邦文解说》， 叙述此卷来历， 并对比钱大昕《三国志》考异来说明此本价值。 1932年武居绫藏去世， 此卷后来归创办《朝日新闻》的上野氏家族收藏。 1976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印的《重要文化财》第19卷， 刊出卷尾部分图版， 收藏者为上野淳一氏。 据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2001年11月之前赴上野家调查后的报道， 此卷轴有郑孝胥1925年题签“三国志残卷”， 在罗振玉和内藤湖南题跋的中间， 还有乙丑三月谢无量的题跋。 此后， 依据本卷所用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 片山章雄先生做过很好的整理归纳。 除了上述三部古写本《三国志》藏于日本外，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部份不得而知， 毕竟， 日本是吐鲁番出土文献收藏的大国， 除了大谷探险队直接掘得的大量文书收藏在龙谷大学外， 书道博物馆、宁乐美术馆等处都有相当可观的藏品。

另外， 在1931年， 敦煌藏经洞某处出《三国志. 吴志. 步骘传》残卷， 为敦煌名士张鉴铭所得， 后传其子张作信。 张作信于1955年把《步骘传》残卷捐给敦煌文物研究所。 1964年， 刘忠贵撰成《日本所藏晋写卷本〈三国志. 步骘传》残卷考释》。 文见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 历史卷》所收《敦煌文物研究所》1965年9月藏书。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年）。 该文文首附常书鸿按语， 论及《步骘传》是土地庙流出之物。 《三国志·步骘传》残卷首尾俱缺， 长42、宽24.3厘米， 存25行， 每行第18、19字不等， 共440字， 馆藏号D0554号（发表号287号）。 为《三国志·吴书》的卷7的一部分， 始于“解患难， 书数十上”， 终于“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下缺）”。 残卷实际上是《吴书》卷7的两个部分， 前一个部分是《步骘传》内容， 后一个《吴书》卷7结语的文字。 叙述步骘于赤乌九年（246）任丞相以后的一段文字， 其余的文字是作者对步骘子孙历史的概略叙述。 另外约有三分之一是《吴书》卷7结语的文字。

刘忠贵对校残卷和宋绍熙本， 断定《步骘传》为晋写本， 并就其中的异文发表了看法。 1、从避讳看。 宋刊本步， 残卷作步瑁， 写改作“瑁”字。 疑避讳改名。 晋时避讳甚严。 残郑的时代上限是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以后， 下限为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以前。 2、此残卷应早于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 残卷与宋刊本之间有不少歧异。 残卷中不只有个别字句与宋刊本（指宋绍煕刊本）有差异， 或增减， 或异文; 其中甚至有多出十个字一句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残卷中不见裴松之注文。 3、残卷中有不少异体字（或俗写字）， 俱见于汉、六朝碑版， 同时也见于敦煌所出的魏、晋间写本。 残卷中的异体字， 因印刷条件所限， 此表中未能尽列， 但已窥见一斑。 这对判断残卷的时代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4、残卷为硬纸， 有铅画界栏， 其纸色和字体， 大体与晋人写经相近似。 5、这分残卷与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 风格一也有相近的地方。 其共有的特点是：字体为隶体， 均有铅画界栏， 而且字迹十分类似， 捺笔极重， 隶书气味很浓厚。

此后， 在1965年1月10日， 《魏志. 臧洪传》残卷一页、《吴志. 吴主传》残卷一页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之南， 距苏公塔1公里光景的一座佛塔遗址的陶瓮中， 瓮外有铁镞木箭二十余支， 瓮内有还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鹠文字木简25枚和其它文物等。 经过文物工作者的检验，《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抄写的年代竟然是公元265至公元420年， 是目前《三国志》现存最早的写本。 这件残卷一共有40行、570多个字， 中间偶有残缺。 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 它的第一行只残存着一个“巫”字左侧， 是“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的“巫”字的残余笔画， 最后一行止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的“高”字， 比核残卷图版和宋本的异同7处。 对于这几件残卷， 经过新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科学修复， 目前已经恢复了原来面目， 并且保存寿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增加，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 仔细欣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 一行行隶书文字， 字体工整， 排列整齐， 漂亮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于千年之前的古代人之笔。 对于这件残卷， 新疆研究者少， 大都是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提外一说， 中国现存最早的纸画也在新疆英沙古城不远处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 《墓主人生活图》由6幅画组成， 距今约1800年， 画风简单， 但表现了魏晋时期的贵族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 画中甚至还有汗血宝马、凤凰、厨娘等内容， 从服饰等细节上都表现出了浓郁的中原汉文化。 早在魏晋时期， 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先民们， 已经会在纸上画画了， 而且画得逼真、生动。 他们的画既像儿童画， 又有写实的绘画风格， 这张纸画长1.05米、宽0.47米， 由6块大小差不多的画面拼接而成， 分上下两层。 每一块画面， 可以单独成一幅画， 但6块合起来， 又组成了完整的一幅画， 显示着墓主人的生前身份、地位和生活场景， 是一幅难得的中国古老纸画的精品。 先看上层的3幅画拼接成的一幅画：一片田地， 阡陌分明， 庄稼茂盛， 田边放着犁、耙等农具， 散发着浓浓的田园气息。 枝繁叶茂间， 落有一只长尾大鸟， 好似凤凰， 若按“凤凰非梧桐不栖”之说， 那么那棵大树应是梧桐树。 上层3幅画的左右两边， 各有两个圆， 好像是太阳和月亮当空照， 北斗七星， 熠熠生辉， 组成了一个日月星辰的变化场景。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阿迪力·阿不力孜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陶器上， 都有太阳、月亮和星辰的图案， 历代帝王都在陵墓里安放星象图，到了汉代， 这种情况很普遍，成为一种葬俗。 如此看来， 这个北斗七星验证了中国古代重视北斗七星的说法。 墓主人端坐在整幅画下方最中间的木榻上， 蓄着八字须， 双眼斜视， 神态严肃， 手拿团扇， 好像是在乘凉。 他的身体看上去略显臃肿， 头戴高高竖起的黑色高冠， 身穿条纹袍服， 一看他的穿着打扮就是浓郁的中原汉文化风格。 该墓主人的姓名虽然无从查找， 但从很多细节来看， 他的身份不低， 特别是他周围不仅有作为高级仪仗的下垂流苏复斗账， 还有象征权力的节和指挥军队的麾。 墓主人可能是州一级的军政首脑， 想不到最能反映三国时代的文献和遗迹， 居然是在新疆的黄沙土下。

事实上， 《三国志》手抄本的出土， 已经充分说明《三国志》是沿着河西走廊传入了新疆或新疆人手抄的， 那个时期， 新疆与中原地区往来渐渐频繁， 经济、文化交流渐渐增多， 中原汉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已经走入了人们生活当中， 比较深入人心了。 通过《三国志》手抄本， 生活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人， 随时识文习字， 了解中原历史， 不忘历史， 以史为鉴， 取其所长， 描画更好的生活。

我们今天所看到《三国志》的最早版本， 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国子监刻本和南宋绍煕（1190）刊本。 希望寻找一本更早的、完整的《三国志》写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今天幸存于世的， 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分残断写本。 如果与《三国志》全书比较起来， 真是微乎其微。 而以上几种写本残卷， 都是我们研究《三国志》和校勘宋刊本《三国志》及《晋书》、《资治通鉴》的珍贵资料， 也是我们研究晋代书法的宝贵资料。 这些手抄本一一仔细研究， 发现其字数虽然不及原版本的百分之一， 但内容非常丰富。 特别是其中一些难辨认或解读的字， 经过辨认和解读， 不少内容都是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