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229年在武昌称帝，面临魏蜀重臣的冷淡反应，其称帝之举引发三国政治较量，诸葛亮默认“二帝并尊”，孙权的即位仪式映射出三国正统观念的荒诞，但他奠定了江东王朝基础。

公元229年之际，武昌城内夏日之风夹杂着长江的水汽，孙权在众臣的环绕下，披上了绣制着日月星辰的华丽龙袍，正式加冕为帝，立国号为“吴”。然而，这一登基盛况，却成为了三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微妙的瞬间——曹魏的使节冷眼相观，蜀汉的使团默不作声，就连东吴的重臣张昭也称病未出席。孙权振臂高呼“天命归于吴”之时，空中回荡的不仅是庆典的礼乐与钟鼓之音，还有一抹难以消散的窘态。

在《三国志》中所述的“黄龙元年”这一历史时刻，实则暗含了一场微妙的政治较量：汉室衰败已二十载，那最后一位自封帝王的割据势力，究竟如何彻底撕去了“复兴汉室”的虚伪面纱？就在孙权把玉玺高举头顶的瞬间，魏、蜀、吴三国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规则骤然瓦解。

早在九年前夷陵之战的战火之中，孙权称帝所面临的尴尬便已初露端倪。公元222年，为抵御刘备的复仇之师，这位江东霸主竟向宿敌曹丕呈上降表，甘愿称臣，从而换得了“吴王”的封号以及军事上的援助。历史学者田余庆在其著作《东吴政治史》中评论道：“此乃孙权一生中最为巧妙的权宜之计——仅凭一纸降书，便令曹魏暂缓进攻，然而，却也为其日后称帝的正统性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曹丕逝世后，诸葛亮执掌蜀汉大权，三国局势又一次迎来了重大变动。公元227年，孙权出人意料地派遣密使潜入蜀地，抛出惊人的“二帝并尊”提议。依据《华阳国志》的记录，当诸葛亮在汉中军营接到这份密信时，案头的烛光整整摇曳了一宿。这位高举“汉贼不两立”大旗的丞相，最终默认了孙权的提议。“诸葛亮深知孙权定会称帝，故而表面结盟，暗中戒备”，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注解，透露了蜀吴联盟内在的不稳固性。

229年四月之际，孙权于武昌祭天并宣告称帝的消息传至成都。蜀汉朝廷内瞬间沸腾，老臣费诗当庭愤慨言道：“天不容二日，民不可有二君！”然而，诸葛亮却平息了所有反对之声，派遣陈震携带贺表急速前往江东。现今留存的贺表残片中，“天命已归，大吴皇帝”八字，被清代学者赵翼评述为“季汉最为深刻的政治讽刺”——这位汉室忠良亲手认可了另一位帝王的存在。

于洛阳之地，魏明帝曹叡之应对，实则意味深长。他非但未兴兵讨伐，亦未遣使责难，仅于诏书中淡然以“吴主”呼孙权。此等有意含糊之称呼，犹如当今政坛之“战略模糊”，既守表面之礼，又否其正统之位。台湾学者李开元探得，曹魏宫中之典籍，一贯以“权”名孙权，而非“帝”。此等文字之戏谑，实则映射出三国共有之忧虑：皆不敢轻易揭开“皇权唯一”之隐秘面纱。

在登基大典之日，武昌宫殿之外的江水波涛似乎比往常更为汹涌。孙权接过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之际，观礼的人群中爆发出的欢呼声并不统一——资深重臣张昭的席位空置一旁，据《江表传》所载，这位被誉为东吴萧何的张昭，得知主公即将称帝的消息后，竟愤而将手中竹简掷于地面，慨叹道：“昔日纣王以象牙为筷，箕子便预见到天下将乱，今朝主公登基为帝，江东恐怕也难逃灾祸之虞！”

民众反响平添几分讽刺意味。在建业的茶馆中，有歌谣悄然传唱：“武昌鱼儿跃黄龙，难及建业一砖瓦”，隐晦嘲笑孙权不顾现成都城之便，执意亲临前线称帝，只为虚名。更有好事者重拾陈年往事：忆往昔，曹操受封魏王之时，孙权言辞最为激烈，那篇“汉室未倾而私自称王，实为国之大贼”的檄文墨迹尚新，而今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了“黄龙加身”的天子。

最为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蜀汉使团下榻之处。陈震将绣有“大吴皇帝”字样的旌节竖立于门楼之上时，随行的蜀国士兵暗中向那旌旗泼洒狗血。此事不久便传至诸葛亮耳里，他深叹一口气，言道：“连士兵都懂得大义所在，我们这些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却只能装作视而不见。”此言被东吴的细作记录下来，呈递给了孙权，据说吴大帝览毕，愤而将竹简掷入火盆中，火星跳跃间溅到了他的龙袍上，他也未曾察觉。

孙权在加冕为帝四个月之际，移驾建业，留下武昌的祭坛，在滔滔江风中孤寂矗立。这场略显狼狈的即位仪式宛如一面透镜，映射出三国时期的普遍难题：当“忠君”之名仅余遮掩之用，军事联盟不得不依赖承认篡位来维持，所谓的正统观念，已然沦为一场荒诞。

陈寿于《三国志》中以“割据”一语界定孙权政权，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径直表述：“三国皆非王朝正朔”。然而，伫立长江之畔远眺的孙权或许洞悉，这份处境的微妙背后，蕴含着更为深邃的生存哲学——他历经四十年光阴，将江东集团由一支漂泊不定的武装力量，蜕变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在江南稳固根基的王朝雏形。及至后世学者就“正统归属”争执不休之时，南京城中的梧桐树已悄然挺立，枝繁叶茂，历十七个世纪而未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