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在唐代以前，少数民族政权也一直在进化，不过，正如魏征所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当时，只要中原王朝不像西晋那样瞎折腾，就能够控制住局面。

只不过，唐宋之间发生的几件事情，使少数民族政权再次“进化”。

此后，即便宋、明等中原王朝不瞎折腾，也很难长期压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了。甚至于···一些少数民族还开创了元、清等大一统王朝，“混一海内”。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政权1.0版

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对手。

匈奴强盛时，一度使大汉忍辱负重的“和亲”以求安稳，但总体上，当时的匈奴还只是纯粹的“边患”。

一方面，在秦汉国力恢复后，中原王朝往往能发起强势反击。秦代蒙恬将匈奴打得“不敢南下而牧马”，西汉经数代反击后，甚至能做到对其“虽远必诛”。

另一方面，即便在中原王朝尚处弱势时（如西汉初年“休养生息”阶段），匈奴也主要只能劫掠边境，不能大举入内，更没有机会问鼎中原。

之所以如此，当时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三个致命弱点。

1、疆域虽大，但没有统治农耕地区的能力。

匈奴是游牧民族，其统治集团勇武善战，往往能在草原纵横驰骋，打下辽阔的疆域，但其疆域也多在游牧地区，难以统治农耕地区。

长在马背上的匈奴人常年纵横草原，缺乏统治农耕地区的人才和组织能力。

所以，即便他们打下一些边疆城市，也是劫掠后退去，无力长期经营、控制该地，就更不可能大举深入，逐鹿中原了。

2、劫掠虽多，但经济基础薄弱。

由此，匈奴的经济，基本上就是单一的畜牧经济。

因此，每到草枯水涸的冬季，他们都会受到一次大自然的”洗礼“，而一旦遇到天灾，其基本上没有抵抗能力。

所以，即便在其强盛时期，其人口、牲畜的繁衍速度都远低于中原王朝。

所以，一旦“中国既安”，经过“休养生息”后，中原王朝在人口、经济上将远远甩开匈奴，具备对匈奴发起大反击的物质基础。

而在中原王朝强盛后，一旦草原再发生严重天灾、饥荒，中原王朝还可以“趁你病，要你命”！

3、骑兵虽强，但作战方式单一。

匈奴长于骑射，但是···也仅此而已。

西汉贾谊曾分析匈奴的长短处，认为匈奴虽然长于骑射，来去如风，但是，其步兵、装备都严重不足。

由于当时马镫还没有发明，匈奴人只能靠骑射作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冲锋，其正面作战能力不足。

我们知道，大汉是从汉武帝时候开始发起大规模反击的。

不过，事实上，在汉文帝、景帝时，当匈奴大举入边时，汉军集结重兵反击时，匈奴军队也不敢与汉军正面大战，也只敢发挥其机动力优势，劫掠而去。

同时，由于缺乏各种攻城装备，因此，其攻坚能力有限，难以攻打坚固城池。

所以，匈奴虽强，但即便在其强盛时期，也仅仅只是“边患”，而没有逐鹿中原的能力，而其羸弱的抗风险能力，则注定了：一旦中原王朝缓过劲来，他就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

仅仅只是“边患”，匈奴如此，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就更是如此了。

两晋南北朝：少数民族政权2.0版，“难以摆脱的悖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政权不断“进化”。

到两晋南北朝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进化到了“2.0”版，使其不再仅仅是“边患”了。

西晋后期开始，“五胡乱华”，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在长江以北建立了“王朝”，也就是“五胡十六国”。

其中，氐人的前秦、鲜卑人的北魏，曾统治了整个北方，尤其是北魏，统治中国北方达100多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发生了两处“进化”。

1、统治能力“进化”。

大汉强盛，击败了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

此后，各个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内迁，被朝廷安置在今天的甘肃、山西、河北、辽东等“可耕可牧”地区。

由此，随着各少数民族与中原人士交往的加深，他们对农耕经济、中原人士习俗心理都有了相当的认识。

由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具备了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统治农耕地区的能力。

在西晋混乱后，他们得以开始将这些统治能力“实践”。

2、军事能力“进化”。

同时，这一时期，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他们的战斗力变得更加强悍了。

一方面，“马镫”、“长槊”的发展，使骑兵的冲击力大为增强。

由此，拥有骑兵优势的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以骑射作战，还能组成有强大冲击力的具装骑兵集团，在正面冲垮对手。

另一方面，他们所进入的中原，正是当时中国技术、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他们也得以使用“强弓劲弩”和各种攻城装备，其正面作战、攻坚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可以说，“2.0”版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具备了“逐鹿中原”的能力。

然而，此时，他们还有着致命的弱点：难以摆脱的“悖论”。

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如何同时统治农耕地区和游牧（或渔猎）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早期的匈奴、羯等统治者，野蛮地将农耕地区转为牧场，屠戮人民，结果自然很快失败。

鲜卑统治者顺应规律，在中原推行”汉法“，在游牧地区亦然采取游牧民族传统的治理方式，算是稳定了局势，看起来算是找到了解决方法。

然而，“2.0”版的少数民族政权，还缺少一个“粘合器”，无法找到平衡。

一开始时，北魏以今山西大同为都。然而，大同当时的经济不发达，距离中原较远，难以有效治理中原。

此后，为了有效治理中原，北魏迁都到洛阳，大力学习“汉法”，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

然而，洛阳距离草原又太远，又没有办法很好地保持对草原的控制。

如此，不仅柔然持续坐大，牵制了北魏力量，即便是留在北方的鲜卑军人，也与洛阳朝廷疏离，以至于发生“六镇兵变”，使北魏走向衰落！

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无论在草原还是在中原都缺乏统治力，最后被杨坚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了。

总体来说，“2.0”版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找到了同时统治草原和农耕地区的办法，只是···尚缺乏“粘合剂”，以至于顾此失彼，找不到平衡。

唐代

唐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则给少数民族政权的再一次“进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首先，是大运河，使幽州、营州得到迅速发展！即今天的北京、河北、辽西一带，发展迅速。

隋炀帝修大运河后，唐代开始，大运河成了我国主要运输线。

大运河的北端，就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由此，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幽州，在农耕-游牧，农耕-渔猎的分界线上，距离各处距离都很短，自古是各族聚居地区。

对当年的北魏来说，最早的都城盛乐距离中原太远，后来的平阳太小，最后的洛阳又距离草原太远，始终找不到“居中制天下”的地方。

而幽州的崛起，则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同时治理农耕、游牧、渔猎地区的最佳位置！

此后，辽以此为“南京”，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以此为都城！

随即，幽州附近又成为各族共同发展的地区。

幽州，自古为各族聚集之处。

大唐王朝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因此，幽州、营州发展起来了，各少数民族也纷纷迁徙而来。

安禄山、史思明，是粟特人。这是起源于中亚的民族，然而，在安禄山、史思明却出生在营州，可见幽州、营州的吸引力，而安、史二人也到幽州做“北漂”，寻找发展机会！

如此，包括契丹、奚、靺鞨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纷纷在以幽州为核心的“经济圈”生活了下来。

在大唐王朝平等的民族政策之下，各少数民族不仅参与经济生活，还为大唐打仗，在大唐做官，如此，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对农耕、游牧、渔猎地区的经营、管理都有了认识。

如此，带来了一个连带结果：长城以北的辽东等地，农业有了大发展！

辽东地，在燕秦汉时期，本为中原人所居之城。然而，三国末年，司马懿平定辽东后，毁其城迁其民，使中原人基本退出此地，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在此占据主导地位。

唐代时，由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对农耕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因此，在掠得中原人口后，将他们迁徙至辽东，发展农耕，筑造城池。今天的沈阳等地，就是在唐末五代时发展起来的。

如此，在长城以北，少数民族政权就拥有了相当农业基础。他们即便不跨越长城，也可以摆脱游牧或渔猎的单一生产方式，拥有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接下来，是安禄山和河朔藩镇们。

安禄山以范阳为基地起兵，几乎灭唐。

此后，河朔三镇，独拒朝廷百年，俨然如独立王国。

这些事情，一方面表明了河朔地区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安禄山开始，到后面各藩镇，都大力引进、使用少数民族将领和士兵，使军事上的”融合“进一步加强了！

如此，唐代之后，少数民族政权”3.0“版本形成了。

少数民族政权“3.0”版形成

唐代之后，少数民族政权有3个特点。

1、稳定的经济基础。

由于辽东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即便不跨越长城，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拥有稳定的农业基础！

既拥有“天赋”的骑兵优势，又拥有了“足兵足粮”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政权当然很难对付了！

2、强悍的军事学习能力。

一般来说，在各少数民族政权创业之初，其在军事技术上是落后于中原王朝的。

但是，与当年的匈奴不同，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初具规模后，往往能迅速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并大量生产，形成战斗力。

与之对应的是：他们也往往能学习、发展出自己原本不掌握的新型兵种和战术。

比如，辽国吸收了北宋的弓弩技术和城池守备战术；金国则在创业后迅速发展出了“铁浮屠”、“拐子马”，蒙古人更是从西域吸收了“回回炮”，清军则在入关前就学会了火炮铸造！

当年中原王朝自夸的“劲弩长戟”、“轻车突骑”，已不再具有优势了！

3、统治能力。

无论辽、金、元、清，一旦攻取一地，往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其统治秩序。

显然，这样的政权，已绝不再只是“边患”了，而已经成长为可能对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权！

“汉人王朝”的变化

与此同时，“汉人王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最主要的变化，是崇文抑武。

当年，班超“投笔从戎”时，表示：大丈夫要“立功异域”，怎么能一辈子和笔杆子打交道呢？

这是汉唐时的人物风貌。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汉唐时的仁人志士，多以建立军功，开疆拓土为己任，热血贲张，豪情万丈。

而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崇文抑武”，使社会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狄青在为立功无数的手下焦用求情时说：焦用是好男儿！

文人韩琦一声冷笑：东华门外以状元名唱出者方是好儿郎，焦用算什么东西？

血染沙场，战功无数，反不如寸功未立的科举士子！

明代比宋好一些，但其崇文抑武亦然，依然是“好男不当兵”。

同时，朝廷对名将的猜忌也明显增多！

汉唐时，除了西汉开国之初为巩固统治处理过一些武将外，大部分时候，名将皆能得以善终，最多也就是“李广难封”。

而到了宋明以后，大量在外战中表现出色的名将死于猜忌：狄青、岳飞、余玠、熊廷弼、袁崇焕···

其实，这些“冤屈”而死的武将，当时的战功、地位，与当年卫青、李靖都有一定差距，也都完全还没有到“功高不赏”的地步，却都因猜忌而死！

可见：宋、明的集权，对武将已经到了“系统性猜忌”的地步！

志士们多不再以立功疆场为志向，即便是有一些以此为志者又难免饱受猜忌，这仗该怎么打呢？

许多朋友替宋、明说话，认为大宋缺乏战马，大明亡于农民起义···

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大宋后来确实缺乏优质马场。不过，大宋继承了柴荣留下的底子，宋初时的骑兵底子是远远好于汉初的！

至于大明亡于农民起义···哪个朝代没有农民起义呢？

总之，任何组织要开疆拓土，都要克服难以克服的困难！至于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关键看有没有壮怀激烈的雄心壮志！

遗憾的是，除了朱棣等少许雄主外，宋、明，始终缺少这样的雄心和气质！

雄心和气质不如人，挨打也就不可避免了！

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难打”，其本质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其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技术、经济，不断“进化”。

在“进化”得足够强大后，其不再只是“边患”，而能够参与到“逐鹿中原”的游戏中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成就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皆以“中华”自居，多认为是与秦汉隋唐一脉相承的“正统”！

他们都是“中华”的一份子，只是融入得比较晚一点罢了！

所以，那些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与近代侵略者相提并论的说法是狭隘的、错误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