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编订中，有史料的保存，也有史料的毁灭。史官们认为有价值的史料，就可以保存，认为没价值的史料就可以毁灭，没必要留存太久，以免横生枝节。

史官并非完全独立自主，很可能受到权力系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权力系统的支配，并不能自由地编订历史。编订历史的史官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料基础之上编订历史，怎么说都是一种偏颇的记录。他们自认为有用的资料，其实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并不一定真的那么可靠，即便经过了一定的逻辑判断，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他们认为没用的资料并不一定完全没用，很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由于记述粗糙的原因，不入他们的法眼，就被他们判定为没用。以史官个人的判断来编订历史，怎么说都有很大的偏差。也就是说，历史资料的筛选受到史官个人认知限度的影响，史官对资料的取舍完全受个人意识支配，而个人意识又是认知系统支配的，最终会形成一定的偏颇认识，但只要能获得同行的认同，获得权力系统的许可，就可以公开发表了。人们看到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史官编定的历史，也是在权力系统支配下弄成的，并不是史官完全独立完成的。史官囿于个人认知系统的限制，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取舍，甚至舍弃了很多有用的资料，而编订的历史大多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越是这样，史官就越自信，而且认为以权力系统作背书，本身就可以弄成官修历史，并且迅速推广，流传后世。

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依托权力系统推广自己的学说，只不过没有国君听他的，最终弄得灰溜溜地退场。而史官是一个国家编订历史的官员，一定要重视与权力系统，要受到权力系统的指挥，或者说编订历史一定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当权者讳，要顾及权力系统的面子，并不能完全忠实记录。很多有损权力系统尊严的史料被掩盖了，或者被抛弃了，而不会存留下来，以免被后人看到。史官们认为，按照权力系统的意志来编订历史，向来是不会错的。即便史官要修前朝的历史，也仍然要顾及当场的面子，顾及皇帝和群臣的面子，而不能忠实记录。保存下来的史料都是经过权力系统审核的，才变成官修历史。如果权力系统审核过程中发现一些史料和当朝宣扬的意识形态有所体抵牾，就会大力删减。《明实录》就是一部手抄的历史，而原本的史料却不见了。抄写的人会有所选择，以为好的历史就抄下来，或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抄下来的是权力系统允许发表的东西，而没有抄的，很多都是珍贵的史料，却大多遗失不见了。清朝修《四库全书》，就是要钳制思想和文化，把民间优秀的图书集中起来，删减很多对朝廷不利的思想和文化，编订成大型的图书，最终弄得错误百出，却堂而皇之地出版，存放在国家图书馆。保存下来的史料当然并非一无是处，而删减的史料却更见珍贵，只不过人们看不到而已。

虽然历史编纂过程中一定会有所取舍，但取舍的人会受到自身认知系统的限制，受到权力系统的限制，而不会自由自在地编写历史。很多史书都隐瞒了太多的历史细节，只是记述了帝王将相的家史，却没有记述民间老百姓的生活。虽然年号记得很清楚，大事件也记得很清楚，但很多民间的事件并没有记述，只有民间闹了饥荒和战乱，史书上才会有所体现。但仍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倒是民间的一些图书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所记述，不同于野史，而是民间的人士写的，当然会变换视角，会突破史官认知局限，也会突破权力系统的控制，有一定的真实性。这就是清代要把民间藏书收集起来，编辑大型类书的原因，说是给后代留下好的图书，留下知识和文化，其实就是要把带着讽刺锋芒的文字集中起来销毁。改编之后的文字大多温文尔雅，没有什么讽刺的锋芒，也不会据实记载，当然也就被允许发表了。

历史变迁中有保存，就一定有舍弃。倘若舍弃的史料没有销毁，还可以为后代人提供一定的借鉴。但史官会销毁没用的史料，只留下自己记述的历史，供后人来看，而这样的历史又往往站不住脚，很容易出现夸张和变形的现象。这种对史料的取舍拥有一定的垄断权力，而背后操控的是权力系统，并不完全由史官个人做主。当人们看到古代的史书，会发现记述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记载帝王将相的事迹，有夸大的嫌疑，而记述老百姓的事情，却往往带有贬损的性质，当然这种记述和和权力系统改编的儒家思想有关。很多帝王都改编过儒家思想，剔除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代之而起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有了思想方面的改变，就有了行动上的改变。尤其在历史的编订方面，史官会依照改编了的儒家思想作指导，而且会剔除历史记述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只是专注于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且有夸大和吹嘘的嫌疑，最终弄得历史成了忠君主义的历史，而距离事实太遥远。

历史鉴定中会有保存史料的技术，也有毁灭史料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但毁灭的那些东西应该保存下来，起码让后人知道原本的史料是什么样的，经过改编之后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不然只会陷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迷局，无法自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