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苏两国首脑的初次会见与谈判，因诸多因素一度波折不断，但不可否认，斯大林对新中国满怀友好情谊，且愿意提供大力支持。经过近一个月艰难的谈判历程，中苏双方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于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郑重地在文件上签字。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师哲；苏联方面参加的则有斯大林，联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葛罗米柯、罗申、费德林。

当日，中苏双方分别发布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发表了演说：“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谊，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便已建立。然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政府从中作梗，阻碍了我们之间进一步的合作。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这才让我们两国的真诚合作成为可能。如今，经过斯大林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会商，这种可能已化为现实，友好同盟互助关系也在具体条约中得以固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它们将让中国人民感受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更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此，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元帅和苏联政府的伟大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中苏两国为了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携手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代表着东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我坚信，拥护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仅是中苏人民，更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视它们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近七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团结一心，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

周恩来的这番话，绝非客套之词，而是他内心深处的真挚表达。

毛泽东回国后也评价道：“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以法律形式将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固定下来，让我们拥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安心开展国内建设工作，共同抵御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办了招待宴会。宴会上，中苏两国首脑已然将谈判期间的不愉快抛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大功告成后的喜悦与激动。斯大林与毛泽东频频举杯，相互敬酒，表达美好祝愿。

毛泽东酒量欠佳，而苏联人大多酒量出众。维辛斯基、米高扬等人向毛泽东礼节性敬酒之后，纷纷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在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也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坚持让周恩来到莫斯科的原因。米高扬向周恩来敬酒时，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

同一天晚上，为庆祝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并邀请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出席。斯大林欣然破例接受邀请，他表示：“我向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过这样的宴会，这已成惯例。但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决定接受。”

晚上9时，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成员抵达大都会饭店。当斯大林与毛泽东握手后步入宴会厅时，掌声与欢呼声瞬间响起，震耳欲聋。许多来宾为了一睹两位革命领袖的风采，纷纷向前拥挤，甚至顾不上基本的礼节，就连各国使节也按捺不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张望。眼见着里外厅之间的玻璃门就要被挤坏，周恩来急中生智，当即让人把玻璃门拆掉。

酒会开始，周恩来致祝酒辞，由费德林担任翻译。周恩来致辞时未拿讲稿，长达2000余字的祝酒辞竟说得与原稿毫无偏差，且言辞激昂、振奋人心，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斯大林也起身致辞，他说道：“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一直保持下去。周恩来所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应像周恩来说的那样，更加圆满、更加完美。”

宴会现场气氛热烈非凡，始终弥漫着中苏友谊与团结的浓厚氛围。席间，斯大林多次举杯，向毛泽东、周恩来敬酒；毛泽东、周恩来也举杯祝愿斯大林身体健康。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宾主尽欢才结束。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旅程。归途中，周恩来兴奋地说：“我们这次彻底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诸多悬案，也只有我们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与苏联达成这样的成果。”

的确，毛泽东、周恩来凭借他们卓越的外交智慧与宏大的外交气度，让此次苏联之行不仅成功收回了国民党政府时期失去的主权，更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国际环境，助力其站稳脚跟。

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坦诚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到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时，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这并非他们惧怕我国人民，主要是因为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当时若没有苏联，美国必定会来，不仅会盘踞台湾，还会进犯大陆。”

这便是卓越的巨人外交。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胜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