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尼尔斯·吉尔曼2月21日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他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十年，国际秩序基本在福山提出的规范框架内运行。然而现在，美国这个最大捍卫者对后冷战秩序的支撑性原则逐一反驳，旧秩序在慢慢破裂，国际关系到了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学界遭到许多批评，但从目前各国标榜各自“文明”的情况来看，亨廷顿对后冷战秩序的预测并没有错，而是太早了。

塞缪尔·亨廷顿

文章摘编如下：

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堪比1945年或1919年，是影响一代人的大事。

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旧秩序都在慢慢破产，然后突然崩溃。虽然同时代的人并不总是很清楚，但回头看，新秩序早已在酝酿之中。例如，在1919年，取缔战争和建立国家议会已经讨论了几十年；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作为建国基础（尽管只适用于白人领导的国家）。1945年，建立一个改革后的国际联盟和有效安全理事会的想法从1942年开始筹划，但战争结束时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开启了冷战。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普遍的“自由”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取代东西方和南北权力斗争的理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提出。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后冷战秩序建立在几大规范原则之上：（a）国际边界不能以武力改写；（b）国家主权原则仍然适用，除非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c）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应得到所有人的接受，因为自由和公平贸易将使所有各方受益；（d）国家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多边机构的法律谈判解决——1995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这一原则的标志性制度体现。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原则都受到了挑战。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美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声称自己是这些原则的最大捍卫者，但现在每一项原则却都被美国拒绝。正如《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几周前所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现在是世界领先的修正主义大国。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回答提问时，严厉批评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上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争论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具有预言性）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之间的争论。福山本人承认，“历史的终结”不是“对世界经验状况的陈述，而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正义性或充分性的规范性论证”。但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山的规范性观点值得支持。

亨廷顿不同意这种观点。亨廷顿认为，冷战时期的东方与西方、富裕的全球北方与贫穷的全球南方之间的分歧“已不再重要”。福山预计，冷战的结束预示着各国将实现永久和平，所有国家都遵循选举民主和管理资本主义的一般原则（福山称之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现实主义者亨廷顿则预见到一个充满持续冲突的世界。

对于亨廷顿来说，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后冷战秩序的破裂点。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这些文明之间的文化断层线上。

亨廷顿对新秩序的看法显然比福山的更为黑暗，尽管两人都持矛盾态度。福山在其文章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永久和平的代价将是技术官僚的乏味，其中意识形态斗争的“大胆、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将让位于单纯的“经济算计、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环境问题和满足复杂的消费者需求”。

相比之下，亨廷顿认为，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认同是持久的，而且随着冷战的普遍意识形态逐渐消退，这种认同只会变得更加明显。在1996年出版的书中，他扩展了原文的论点，一方面，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为对文化差异的强调构成了永无止境的敌对的基础。（亨廷顿还预计，在由文明冲突定义的世界秩序中，对移民的敌意将成为国内政治的决定性特征。）另一方面，只要新秩序中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强加给“外来”文明是愚蠢的，“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文明之间的文化敌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幸运的话，“冲突”可能只是嘈杂的声响，而不是暴力冲突。

与福山相比，亨廷顿的文章和随后出版的书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大部分都带有批判性。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批评了文明类别的不连贯性（亨廷顿本人也承认文明类别是不连贯的），而国际关系学者则指出，那个时代许多最激烈的冲突，例如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以及整个非洲的残酷战争都发生在文明内部，而不是文明之间。世界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讨厌这本书，不是因为它对政治动态的分析，而是因为它毫无掩饰的非道德主义。

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十年，国际秩序基本在福山的规范框架内运行。到2010年以后，裂缝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以亨廷顿20年前所描述的文明术语自我标榜，并开始公开反对自由国际秩序所依赖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中部城市巴赫奇萨赖，哥萨克人在市政厅大楼屋顶插上了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旗帜。

十年后回想起来，2014年似乎是自由国际秩序开始腐烂的关键一年。当年俄罗斯在法律上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代表着一种明显的决裂，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原则（边界不能用武力改写）的明显拒绝。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明确以“文明”为由为其举动辩护，称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同样，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取代多元主义的国大党，也是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依据，该意识形态将印度描述为一个基于印度教的文明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亨廷顿预言的长期酝酿。现在看来，亨廷顿对后冷战秩序的预测不是错了，而是他的直觉太超前了。他指出了反律法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后冷战秩序中滋生，等待时机，成为下一个秩序的基础。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自由国际主义乐观主义的巅峰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可以被看作是“亨廷顿的复仇”：支持自由民主和技术官僚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共识已经破灭，文明冲突几乎无处不在，从莫斯科到德里和伊斯坦布尔，当然，现在还有华盛顿特区。在这个新秩序中，好运将更加关注（或许不会特别青睐）那些大胆果断之人，而非那些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之人。我们不必忍受后历史时代官僚规则的乏味无聊，而是可以享受到野蛮残酷的国际体系带来的血腥刺激。冷酷无情者将得到奖励，无权无势者将被剥削殆尽。我猜亨廷顿在坟墓里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