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

余岩（1879-1954），字云岫，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近现代著名医生。1906年公费赴日本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其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曾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6年学成回国，曾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以后自行开业行医。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1949年后，曾为上海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进修班委员会委员。余云岫主要著作有《灵素商兑》、《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等多种，即就余云岫的医学著述而言，也堪称著作等身。

余云岫比鲁迅大两岁，二人师出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巧合的是，他们二人同样留学日本，同样学医，鲁迅肄业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而余云岫则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鲁迅认为拯救人的身体不如拯救人的灵魂，于是弃医从文，鞭挞国民的劣根性；余云岫也认为行医只能救治个体，医学革命才能拯救更多国人，他著书立说抨击和清理传统文化的糟粕——旧医系统。因师从章太炎先生，余云岫不仅经过系统的现代医学训练，成为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代名医，而且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其提笔为文，论证周延，逻辑严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极具感染力。这样一位既有精深的现代医学科学素养，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既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造诣，又有激情畅达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以说，他是一位名望卓著、业务精湛、学养丰厚、文笔犀利的国学家、医学家、医生和作家。在当时，一身多兼、同时具备这多种素质的现代知识分子，可谓凤毛麟角。他对严重落伍世界文明潮流、以玄学为特征的中国旧医传统进行了系统的评论与清算，于五四运动前夜——191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灵素商兑》，该书一经问世即惊世骇俗，在高扬“德先生”“赛先生”旗帜的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之下，在医学界几乎引发一场地震。该书出版六年之内，国内医界与学界特别是中医系统，尽管有人对其观点恨之入骨，却拿不出能够与之论战的像样的回应文章。

书名《灵素商兑》的“灵素”是指《黄帝内经》的《灵枢》和《素问》，“商兑”有商榷、斟酌、质疑、批判之意。余云岫认为废止中医，必须从清理源头开始。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剖析和抨击作为中医基础与灵魂的《黄帝内经》（余云岫认为，“‘灵素’非黄帝书也，绎其词气，籀其文章，盖战国秦汉诸子之流亚也。”）。《灵素商兑》共分10篇，以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批判，从引说、阴阳五行、五脏六腑、脏腑生理、经脉络脉、十二经脉、切脉、手脉详考、病原、病变十个专题，分篇论证并驳斥《黄帝内经》之谬误。余云岫当时判断，该书出版后必定遭到中医界人士的猛烈攻击，于是他每天阅读中医典籍，翘首以待中医界的还击。由于当时对中西医同时融会贯通的人寥寥无几，况且余云岫《灵素商兑》的每一结论，都以详尽有力的大量古代医典为论据，致使许多资深中医也无力反驳。1928年6月9日，余云岫宣称，“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7）这并非夸口，而是实情。可以说，余云岫之抨击旧医学与鲁迅抨击国民性，对于推动国家与民族的文明进程，有异曲同工之妙。余云岫对中医的抨击对民族文化心理之冲击，一点也不亚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由于此书出版于白话文运动之前，全文虽然文言典雅，但对今人仍难免带来一些阅读上的困难。

余云岫如此阐述该书的指导思想：“著《灵素商兑》，以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之妄。从实地上指摘谬误，以忠告国人：使学士大夫，拥皋比、坐堂皇，号称教育指导之辈，得恍然于岐黄（岐伯、黄帝）学说之非是，不至妄引曲护，以误后学；而有志学医者，得恍然知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勾当，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庶几不至堕入罗网，误用心血，以学习开倒车、逆潮流、昧事实、废法则，必在淘汰劣败天演中之谬学也。”（同上书，页6-7）他之所以对中医的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显然认为《黄帝内经》这样的旧医典籍已然过时，全然荒谬。既然旧医所依赖的典籍是荒谬不堪的，那旧医自然是应该取消的。

他在《灵素商兑》“引说”中指出：“《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大都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同上书，页26）

他之所以选择批判《黄帝内经》，正因为此书被中医奉为基础与经典，他不用“定点清除”或“斩首行动”这样的词汇，而是强调，“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大抵吾国人之心理，重古而轻今，笃旧而疑新，避实而遁虚，恶中庸而喜高玄；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以意左右，人异其说，聚讼千载，迄无定论，其最终之目的、最高之城府，则在引证古言以为护身之符，而不问实物、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是故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儒盩（zhōu，乖、悖）于思孟（子思、孟子），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仓鹊（仓公、扁鹊）而下，无讥可也。”（同上书，页27）

他之所以选择批判《黄帝内经》，是因为其所内涵的对于民生的危害性，“灵素之杀人，四千余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固强顽钝之人，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汤药圭刀戕人之生，夺人之命，鰥寡人之夫妇，孤独人之父子，其惨狠阴毒有过于盗贼、虎狼、兵戎、刀锯、汤火、枪炮者矣。”（《灵素商兑》，学苑出版社，页4）这几乎是说，旧医是杀人的利器，是害人的毒药。

余云岫认为国家实行医学革命，废止旧医学的最大障碍，是从业人员的饭碗问题：“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同上书，页7）针对中医一些人由于“保饭碗”、“争私利”，拒绝现代医学，顽固坚持旧医，他深刻指出，“至于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而已，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不顾国家，不察社会，不审时代，不综世界，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个人而已。盖已背弃乎公理，而沉溺乎私欲矣。夫人至为个人利害所驱使，逃遁公理，沉溺私欲，则其口之所主张，问心不能自安也；旦昼之所为，暮夜不能无愧也。颠倒黑白，扰乱耳目，混淆空气，欺惑愚蒙，以营其一己之饭碗问题，于是诪张之术益工，而良心之谳遂穷。”（同上书，页11）

《灵素商兑》的立场与出发点是坚持科学，反对谬误。应当说，余云岫在五四运动两年前，就张扬起了“赛先生”（科学）的大旗。余云岫主张的中医革命，也有破有立，“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岂漫然举措，以快目前之意而已哉？”（同上书，页7）他如此概括其破坏重点，“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同上书，页7）余云岫引《周礼》、《正义》、《十金方》等史书、医典，抨击中医背离科学精神，远离现代文明，“思想幼稚，能力薄弱，除阴阳五行、分派配合而外，不知实验研究之方法；除五运六气之外，不知疾病发生之原因；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血气而外，不知解剖生理之精密；除肾亏、肝旺、脾弱、血虚等等外，不知病理组织之变化；除切脉、候藏、视色、听声而外，不知诊断疾病、认识证候之道途；除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入肺入肝、属金属木之外，不知药物作用之实际及药物疗法之本义。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不知数理化，不知生物学，对于自然界之现象，无丝毫正确之智识，只识得“焉”、“哉”、“乎”、“也”几个国文，读得《灵枢》、《素问》、《伤寒》、《金匮》几部旧医书，具此头脑，仗此本领，而欲高掌远跖、海阔天空，谈中国之医药问题，以保存国粹自命，真所谓坐井论天，不度德，不量力者也。”（同上书，页12）中医“其所挟以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全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候藏之脉法又复荒谬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其所据之理，当然无一顾之价值，所操之术，当然皆不合理。”（同上）

如何看待“中医仍然有效”的看法？他针对一些人对中医盲目迷信的认识作了条理清晰、论据扎实，逻辑严密的分析与论证，指出了其中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贪天之功也”：“中医即半数，即十失五，即十全五（即治疗十个、痊愈五个），此乃全赖生物自然自愈之机能，所谓天工也。……今日旧医竭力反对吾破坏之说，日以虚伪不根之论，以自夸大而欺庸俗。彻底思之，几乎笑不可仰，独不识世人之甘受欺绐，而曾不少加意者，具何心理也？……嗟夫！梦梦国人醒者几辈，谁为知学问、爱真理者乎？”（同上书，页8）二是“利用人类本能所发现之事实也”：“鸟兽尚有择食远害之智，人为动物之灵，必有适于生存之条件与生俱来。……杂尝草木，久之而知何者可食，何者不可食……何者有毒，何者无毒；何者能下泻，何者能发汗，而本草之学兴，上中下三品，乃区以别焉。……观乎此，则知药物用途之发展，多由此种偶然发明而来。……医师方家既得此人类本能偶然发明之事，利而用之；积之既久，而后药之利弊，愈能认识。……旧医以药治病，其幸而治愈，只知此药能愈此病，而茫然不知其所以愈之故。其不幸而不愈，亦只知此药不能愈此病，亦茫然不知其所以不能愈之故。……而其所以然之故，则茫然不知，不过以阴阳五行、寒热升降之说，臆度之而已矣！”（同上书，页8-9）中医不过是经验与偶然的累积，只知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三是“精神上之慰籍也”，“今之神药、仙药、佛药之类，多属香灰、茶叶及平淡无奇，不能治病，不能害人之品，而服之者往往惊为灵验，其故何哉？其半数乃第一项所云贪天之功，其一部分乃病家精神之得慰藉也。此种疗法，施之于精神上有痛苦之人最为灵验。究其根本，亦不外乎催眠之类，吾人之所谓暗示疗法者。”他甚至直接用自己的临床经验证实了这一说法。（同上书，页10）四是“传语之过量也”，“凡所说某医如何神化，某医本领如何高强，治某人如何不可思议，治某病如何别有秘传，以及某药医某病如何灵验，某病用某药如何神效，按之事实，类多虚誉粉饰之辞。”（同上书，页11）他在书中进一步分析，中医所谓“治疗有效者，则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然而，无坚固不拔之原理以为之基，无精确详密之研究以作之证，故界限不明，分别不严，源流不悉，诊断不确，治疗不定，结果不知，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同一药石，活人杀人，不能预卜，幸而中病，或能起痼；不幸而药不对症，虽良方亦足以害人。至其何以活人，何以杀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对症，医人者不知也，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敷衍了事，凿七日而混沌依然。此其弊在无精确之理论实验，不能悉疾病之真态，不知药物入于体内作如何化学、物理学之影响也。故虽有良药奇方，由之而不知其道，历千余年而尚在朦胧恍惚之中。古方今病，聚讼不休，呶呶千载，迄无定论，何哉？无确实可宗之道，为之因也。”（同上书，页27-28）

国人广泛接触外国医学，始于近代。由于列强的侵略，清廷与国人对外国事务产生了盲目的排外情结，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深的灾难，“昔有清末造，愤外国之压迫，欲以拳匪符咒扫荡枪炮，以伸天威而雪国耻，此乃清室贵胄不学无术之过。平素所读之书，不外《西游记》、《封神传》之类，最高者《三国演义》而已。耳濡目染，久而忘其诞怪，以为羽扇可以回猛兽，杏黄旗可以阻番天印也。而妖民又以扶清灭洋相标榜，于是志同道合、胶漆相投，本其素所信仰之工具，以发扬其保国卫种之目的，至于国破家亡。而后知所凭之工具，不但不能爱国，反因此而误国；不但不能卫种，反因此而辱种，悔已晚矣。”（同上书，页12）应当指出的是，余云岫多次以拳匪盲目排外，来比喻中医对抗科学，“日取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之说以说明医效，以自踌躇而满志，且复欲以之感受进化之人之头脑，餍足文明之人类之思想，真大愚不灵者也。医家以此惑人，而保其饭碗，而皮相诸君不能洞烛其伪，随声附和，以为真足以独树一帜抗衡科学之医，是犹逊清之欲以拳匪敌列强、符咒扫枪械也。”（同上书，页10）

“中医”是“国粹”吗？鲁迅在《热风·三十五》中写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1）余云岫对“国粹”的看法，比鲁迅更清晰、更具体、更强烈，他反对把中医视为“国粹”，立场鲜明而坚定，一系列的反问句，强化了人们对所谓“国粹”的认识。他质问道：“所谓国粹者，何也？国所与立之精神也。吾国吾种，四千余年，治乱兴废，至今尚存者，其立国精神，乃在旧医乎？粹者，美之之辞。无美足扬，徒以其历史之久，蔓延之广，震而惊之，谓之国粹，是何以异于蜣螂之宝粪土、鸱鸮之吓腐鼠耶？彼妇女缠足之风，轻盈莲步，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几千年专制君主政体，亦有尧、舜、禹、汤、文、武、汉文帝、唐太宗之治，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彼旧医之所陈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关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称道阴阳，陈设五行，下与祝卜、星相、瞽巫为伍，故古多以巫医并称，则固世人所轻视，非有国粹之价值也。”（同上书，页27）前面的比喻很刻薄，与鲁迅的说法十分接近，如同“粪土”是蜣螂的“粹”，“腐鼠”是鸱鸮的“粹”，妇女缠足、皇权专制是民族、国家的“粹”。这样的“粹”，有何保护之必要？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智识幼稚、方法错误，蚊蟁不足以负山，缘水不可以求鱼也！黄帝岐伯之书，不足以效法孔明（《三国演义》之诸葛亮）之羽扇，玉虚宫之杏黄旗（《封神演义》之元始天尊），拳匪之符咒也（清末之义和团）。”（同上书，页12）他指出传承医学的根本之途，“宜去其夸大妄想，实事求是，效法不佞，搜讨医籍，以显扬古人、发表国光。此实有益之事，实保存国粹之不二法门也。不宜牺牲大好光阴，大好脑力，作开倒车之行，此在必失败、必淘汰之列，与逊清之用拳匪符咒无以异。明眼人皆能见之，奈何公等竟懜懜耶？苦口婆心尚肯听纳乎？”（同上书，页14）他有些无奈地说，“余以为不欲保存国粹则已，如欲保存国粹，舍此从实建设外，殊无别法。其它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新发展之希望。盖差误之根苗，不能产生真正之花实也！”（同上书，页15）

如何看待《灵素》的“阴阳五行”？“通观《灵素》全书，其为推论之根据，演绎之纲领者，皆以阴阳五行为主。故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岂惟《灵素》，岂惟医学，凡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弊，邪说之摈也久矣。”（同上书，页28）余云岫引用大量医、史典籍论证道，“此皆古代医出于阴阳家之左证。其支者，流为神仙方术之士，金丹导引之术，故医家所以解释病源，品定药性者，不出阴阳五行。由是观之，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宜其笃守阴阳五行之说，而不敢叛也。”（同上书，页28）“阴阳五行之说，其根本恍惚无凭若此，由是而变本加厉，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穿凿附会，愈支离而不可究诘。本实先拨，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同上书，页30）

如何看待“经脉？”余云岫指出，“灵素之言经脉行次也，以今日实地解剖之所见校之，无一合者。此在古人则技术未精，器械未善，崇空想而少实验，时势之所限，见闻之所宥，无可如何也。吾又安必斤斤焉以今日之学问知识，讼言古人之荒陋哉！乃生为二十世纪之人，处医学昌明之时，实物真理，凿凿可循，而固执成见，挟其切脉之术，以判断疾病者，犹充塞宇内也，诚不知用心之所在矣！”（同上书，页36）在另一版本中，接下来还有这些话：“丧性病狂，忍心害理，出其三指以按病人之左右腕，而生命断送于此矣。其杀人之器为手指，其致命之伤在寸口，呜呼，惨毒甚矣！为所戕者，亦恬不为怪也，不以为医者之罪，而曰‘命之所限，虽有圣哲，无如之何也’，亦盲目冥心以就死门，其愚宁非可矜悯乎？旧医之伸指杀人，而不知忌惮者，以有灵素为之教也；世人有伸臂受刑而不知怨尤者，以有灵素坚其信也。故余亟取灵素所论经脉起止行次，一一摘其妄谬，杀其淫威，使藉医以杀人者失所凭依，斩其根本，发其诬妄魑魅魍魉，使人知其凶坚，而识所以避之也。庶几哉，邪说异端，或可少息乎？”（《<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学苑出版社，2007年，页26）

余云岫对于“灵素”以来的传统医学比如方、药，并未全盘否定，“四千余年来之经验，诚有不可厚非”。他所否定的是，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无如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有一节可以为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今日计，惟有扑灭一切不根之虚说，导来者以入于科学实验之途，以今日生理、病理、医化学、药物学等研究法，发我宝藏，或有闪烁宇宙之望乎？己而已而，循旧医之道，吾国医学永无光明之日，虽欲保之，将奈之何哉？将奈之何哉？”（《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页28）他曾这样比喻，“矿之出土也，金银砂石混而成质，必待简汰陶铸，而后可以有用。我国医学，有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卑见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砂石也。亦必待简汰陶铸，而后可以立于地球之上。”（同上书，页13）他不但提出了“取其精华，云其糟粕”的方针，而且具体指明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革新途径，“吾意中国医学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同上）在发扬中国医学宝库方面，余云岫率先垂范，他本身就是先行者，他叙述道：“余于民国十四年，出席第六次东方热带病学会于日本，曾演说‘中国结核病之历史的研究’一题（文章指出，唐高宗时中书侍郎崔知悌的《崔氏别录》一书，已经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早于法国林匿克1200多年，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医学的重视），于崔氏大加表扬。其中有曰：‘今代医家，不知林匿克之名者几无一人，而崔氏已于千二百年前发同样之论，对于此事，西洋人不必论矣，即同文之日本，恐未及周知者亦必有其人。即我国医家，不知崔氏伟论者，亦尚不少。对于古人，抱辜良深。’此言一出，满座学者警为创闻，鼓掌雷鸣。演说既终，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尚就余座殷殷询问崔氏详情，乞演稿。余以尚未完善，靳而不与。今春大阪有马赖吉博士结核研究所落成，函乞余之演稿为陈列品，不得已与之，且为登诸《结核》杂志中。”（同上书，页14）

恽鉄樵(1878-1935)，名树珏，别名冷风，江苏武进人，出生于浙江台州。与余云岫曾为商务印书馆同事，长余云岫一岁。因三个儿子接连死于中医之手，恽鉄樵愤而弃文学医。恽鉄樵的学医经历与与余云岫迥然不同，他的学医，途径是读旧典，拜医师，既没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更没有生理解剖的实验经历。1922年，在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6年后，恽鉄樵出版《群经见智录》，成为中医界回应《灵素商兑》的第一人。

他对余云岫学说的反驳，缺乏足够的科学理论与临床经验，面对余云岫以现代科学对中医的批评，他采取了闪转腾挪与模糊迂回战术，把中医脏腑虚拟化，概念化，符号化，去解剖化，去实体化，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所谓“《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页112-113）意思是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医学系统，中医的五脏与解剖医学的五脏不是一码事。中医的五脏原本不是血肉实体的器官，只是功能符号。既然五脏不是血肉的五脏，真不知目前的中医院配备CT、B超、X光有何用途？CT、B超、X光里的四时、四气，在荧屏里会呈现什么形象？这就是余云岫翘首以盼、等待良久的“有力反击”或“沉重打击”。

余云岫等待中医界的反击，“望之如空谷足音，求之而唯恐不得”，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狡辩，但他仍然一本正经的回复，“夫阁下非曰人为四时之产物者乎？既为四时产物，则其身体发肤以至血肉，何一非四时之产物？既血肉的五脏，亦何一非四时之产物？……夫医者日与血肉之人相接，其所治之病，大都又皆有血肉之变化，不于血肉实在之处苦下工夫，而凭空结撰，据五行甲子之说，以虚构四时气化之五脏，更复以所假定之事项，分派配合，辗转以求血肉之病情。此其为术，与言灾异者，有以异乎？”（同上书，页136）余云岫批评其逻辑再次陷入玄学与迷信之中，“仆以为今日学问，非从实事实物考验而得，而凭甲子五行之说，推求而生也，星命也、卜筮也、堪舆也，《内经》气运之说也。”（同上）

恽铁樵的“四时”说涉及天文学知识，余云岫只得从基本知识上拨乱反正，恽铁樵在回信中不得不叹服，“尊论推步之学，渊博浩瀚，以弟谫陋，不足为旗鼓相当之辩论。”然而，他还是顽固坚持“至于四时的五脏，实有至理。”不过，他也承认，“惜无术能证明鄙说”。（同上书，页137）“无术”能够证明的“鄙说”，又为何称为“至理”？真是怪异难通。余云岫针对恽铁樵所谓《内经》“预测生死，征之色脉，竟有不爽毫厘者”，罗列事例，枚举古今，尖锐地反驳说，“仆以为千古无其人。”（同上书，页137-138）并进一步指出，《灵素商兑》中“经脉、络脉、十二经脉等篇，实为拙著用力最勤之处，全书之中坚也，今《见智录》未尝论及，想恽君亦不能为《内经》辩护矣。”（同上书，页138）面对余云岫的凌厉攻势，恽鉄樵只有招架之力，回信中虽有顽抗之意，语气已近乎投降：“总之中医若废，亦需经过一番讨论也。”（同上书，页141）某些中医论文里，所谓恽鉄樵在余恽论战中大获全胜的真相原来如此。

正因为余云岫《灵素商兑》在学术上对旧医的沉重打击，以及后来又推动废止中医案，至今在一些中医人士眼里，余云岫仍然被视为“恶毒”、“片面”，网上至今仍然能查到所谓要肃清其“流毒”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