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的由盛转衰似乎就是从那一战开始的。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时，诸葛亮便在《隆中对》中提出了“成霸业，兴汉室”的宏伟蓝图。

“光复汉室”不仅仅是刘备的梦想，也是诸葛亮孜孜以求的目标。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他的长子曹睿继位。这厢魏国政权更迭，而那边的蜀汉却在数年的治理下渐渐恢复元气。

诸葛亮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匡扶汉室定鼎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在奏请幼帝、留下千古名篇《出师表》后，诸葛亮亲自压阵，率精兵北伐。

这一仗，北伐远行的诸葛亮身上是带着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意味的。

可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号称神机天算的诸葛亮非但没有实现心中光复汉室的夙愿，甚至还折损了他麾下的数员大将，让本就人才贫瘠的蜀汉更是元气大伤，以致后来演化出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俗谚。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北伐？他经年筹谋的北伐之战为何会以失败告终？数员武将折损阵前究竟对诸葛亮、对蜀国意味着什么，为何会隐隐预示了蜀国最终的命运呢？

北伐夙愿，光汉情结

无论对刘备还是诸葛亮来说，北伐都是一件志在必行的事情。

刘备自称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妥妥的汉室宗亲。尽管到刘备这一代上早已家道中落，但总归也是挂上了皇权宗亲的关系。

在封建时候，皇权就意味着正统，正统就意味着名正言顺。

没有正统，曹操便只能“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便只能“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而正是因为沾了汉室刘姓皇族的血缘，刘备便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优势，有了称帝的“合法性”。

古往今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刘备想要兴复汉室，也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立足地向北推至中原。

因此，对于刘备治下的蜀汉来说，“北定中原”就是他们必须奉行的国策。

作为刘备麾下第一谋士的诸葛亮，自然也是将“北伐”作为自己奋斗终身的政治理想的。

经历过东汉末年乱世纷争的诸葛亮，曾亲眼目睹过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场景，哀鸿遍野的悲惨使得他分外缅怀曾经国泰民安的文景盛世。

再加上自小接受的儒家学说，更使得他生出了救民于倒悬，通过辅佐明君来安扶社稷的想法。

此时，身为“帝王之胄”的刘备渐渐闻名荆州，身为汉室后裔的刘备颇具才干，又能够礼贤下士，恰恰符合诸葛亮心中明主的要求。

遂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献上了《隆中对》，为刘皇叔量身打造了“兴复汉室”的计划。

在诸葛亮的心中，兴复汉室约莫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便是联孙抗曹，力挫目前雄踞中原的曹氏集团；

第二便是占荆夺益，依托荆益二州的险要地势和丰富资源，奠定北定中原的基础；

最终一步便是在占据荆益的基础上，南抚夷越，内修政理，只待时机成熟，便举兵逐鹿中原。

刘备在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如获至宝，自引为知己，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在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蜀汉的发展也确实是在沿着诸葛亮《隆中对》中的规划前进。

蜀汉先是通过和孙权联袂出兵大败曹军，又在209年将刘备推上了荆州牧的位置，并在五年后夺取益州，站稳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此时，诸葛亮三步走计划里的前两步都已经大功告成，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休养生息，大大提高蜀汉的战力，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以迈出问鼎中原的最后一步——北伐。

可天不遂人愿。

公元223年，满心遗憾的刘备病逝白帝城，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但刘备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北伐大计的失败，相反，诸葛亮将北伐视为先帝遗愿，更是殚精竭虑谋划北伐之行。

拒用魏延计，痛失街亭地

建兴六年，也就是公元228年的春天，诸葛亮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北伐。

诸葛亮曾经定下的北伐行动有两条路线：其一是以荆州为发兵地，出奇兵奔袭河南洛阳方向；其二则是以益州为基地，攻打汉中长安一线。

但在公元219年，趁着蜀汉兵力集中于攻打魏国一线，吴国趁虚而入，急袭关羽驻守的荆州三郡，侵占了刘备集团霸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地——荆州。

荆州已失，利用荆州攻打洛阳的计划也只能落空。

因此，诸葛亮举兵北伐时，可行的路线便只剩下了经汉中取长安这条单一路线。

在诸葛亮的计划中，赵云和邓芝将率领一队人马作为迷惑敌人的幌子，驻军在箕谷一带，用来吸引魏国大将军的主力。与此同时，自己将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祁山。

可以说，首次北伐，诸葛亮定下的目标便是平取陇右，借此来扩大蜀国的实力，以待日后徐徐图之。

但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不是天衣无缝的。

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就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方案——子午谷方案。

他认为，单一路线作战是十分不利的。

姑且不说单线作战，出兵路线极其容易被敌家掌握从而设下埋伏，但就汉中长安这条北伐线来说，就存在补给线过长、运输困难的弊端。

蜀国本就是三国中国力相对较弱的一方，如何能禁得住长线消耗？

要想北伐告捷，蜀国此战必须以奇兵制胜。

而魏延献上的计策便是以一支奇兵突袭长安，以长安为据点囤聚兵力，如此一来，咸阳以西便可以不攻自破，而曹魏也如同断了一臂。

魏延主张的理由是自刘备身死后，蜀汉经年没有在北方有过大的军事动作，曹魏对于西北方的兵防也有所疏忽，突袭长安有极大的制胜把握。

既然不能拉长战线和曹魏比拼实力，那便不如另辟蹊径，讲究一个速战速决。

但可惜的是，魏延的方案并没有被诸葛亮采纳。

诸葛亮认为，长安作为曹魏重镇，突袭终究是一件冒进的行为，不如选取更为平稳保险的陇右方案，攻打曹魏兵力最弱的地方，如此才能“十全必克而无虞。”

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蜀军从陇西入手，很快便夺取了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魏国天水的守将姜维也倒戈投入蜀汉的麾下。

蜀军北伐的首战，似乎是初战告捷，开了个好头。

但很快，回过神来的魏国军队迅速反扑，在右将军张郃的带领下形成了反攻之势。

此时，作为咽喉之地的街亭成为了蜀魏相争的关键。

倘若蜀国能据守街亭，尚还有和魏国一争的余地，但如若蜀国失去了对街亭的控制，那么蜀汉的初次北伐则必然一败涂地。

街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诸葛亮此后的决定再次令人跌破眼镜。

面对至关重要的街亭要地，诸葛亮没有启用老将魏延、吴懿等人，反而是重用了毫无实战经验的参军马谡去守卫街亭。

而缺乏经验的马谡“举动失宜”，在魏国老将张郃的攻打下溃不成军，街亭遂失守于魏军。街亭失守后，曾经被蜀军攻打下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也复归魏国版图。

另一边，派去牵引魏军主力的赵云也出师不利，面对曹真的人马节节败退。

至此，诸葛亮带领下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宣告失败。

蜀军人马只得引兵回朝，休养生息，以待来日。

折损数将，元气大伤

但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仅仅只是无果而终吗？

并不然。

蜀汉的初次北伐并不仅仅是无功而返，甚至可以说是铩羽而归。

单就失守街亭一事来说，蜀国不光是将曾经攻打下来的陇右边地悉数奉还魏国，这一来一回中，还搭上了蜀国军中不少将领。

首先是负责街亭之战的马谡难逃其责。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遵军令，临阵脱逃，尽管诸葛亮可惜马谡是个人才，但为平众怒不得不“挥泪斩之”。

除去马谡本人外，身为其部下的张休、李盛两人因为没能很好的规劝主帅，也被诸葛亮一并处死。附属于马谡的黄袭侥幸免了一死，却也被诸葛亮夺了兵权，再难成事。

街亭失守一役中，蜀国守将没有亡于阵前，却死伤于战后清算中。

虽然马谡之死算不得冤枉，但连斩三将对于蜀军来说无异于自断一臂了。

况且，蜀军在初次北伐中折损的远远不止这几人。

在初次北伐中，川中刀王阳群、巴西太守阎芝、以及白寿、邓铜、马玉、刘郃、丁立共计七员蜀汉战将，悉数阵亡。

尽管这七名武将比不得蜀汉的五虎上将威名在外，但也算得上是蜀汉集团中可堪培养委以重任的二线人才。

不少人还曾是关羽、张飞等名将的手下副官，跟随主将出生入死，只待假以时日，便可成长为一方将军。

但可惜的是，这七名蜀汉武将竟全员折损在首次北伐中。

连带上诸葛亮亲自下令斩杀的马谡等三人，一趟北伐之战，竟然令蜀汉集团折损十名武将，实在是触目惊心。

更令人痛惜的是，被诸葛亮派出去牵制魏军主力的赵云，由于在裹斜道作战失利愧疚于心，再加上早年间连年征战积累下来的伤病，新病旧患加诸于身，终是在北伐大军退兵不久后一命呜呼。

赵云的死亡宣告了蜀汉五虎上将时代的落幕。

此后，蜀汉再无如关羽、黄忠般的大将，而二线战将集团也损失惨重，一时间，蜀汉武将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明明是诸葛亮谋划已久的北伐，明明作战计划早在刘备请他出山时便已经着手制定，为什么诸葛亮还在首次北伐中败的如此之惨呢？

纵天纵奇才，亦回天乏术

古往今来，不少学者都曾推演过诸葛亮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少意见都主张，诸葛亮北伐计划的失败结局更像是注定的一般。

其一是北伐前提。

诸葛亮举兵北伐之时，已然进入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

其实，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北伐策略是一种附条件的方案。

北伐是可行的，但是有前提——那就是既得荆州且得益州，先行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诸葛亮说的也明白“若跨有荆、益……诚如是，则霸也可成。”

也就是说，从荆州方向出击宛洛和由益州率兵出击秦川，这两条路线是要同时展开的，如此才能成就兴复汉室的霸业。

这是因为，荆州一线行军便利，如若领兵出击便可以直接威胁曹氏统治的政治中心，曹军势必要将他们的主力部队投入到南面战线上。

由此一来，魏国西部的布防也会形影空虚，此时便为益州出击秦川的兵马提供了绝佳的作战条件。

益州一线虽然一路上地势险要，山川险阻，但正是因为锋锐坡陡向来不是行军打仗的上上选，从这条路出奇兵便可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可以打魏军个措手不及。

相应地，天降奇兵夺取秦川又可以迫使魏军不得不向西调动人马，减轻荆州南线上蜀汉军队的压力。

一西一南形成钳击之势，蜀汉的北伐大计何愁不成呢？

但可惜的是，当诸葛亮出兵北伐时，荆州已失，原计划里用来牵制魏军主力的南线压力不复存在，益州一线只能孤军深入敌后，以弱凌强，实难有胜算。

此时倘若还执意按照当年隆中对中的计划行事，几乎昭示了北伐的必败结局。

其二则是诸葛亮的北伐口号不再得宜。

诸葛亮主张的北伐，目的在于恢复汉室正统。可当时的人们，是否都如同蜀汉一样渴望恢复汉室容光呢？

其实不然。在诸葛亮提出《隆中对》的时候，“复汉室”的口号确实还有一定的吸引力。

尽管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僚文人阶层未必不肯拥护刘氏皇族的后裔。

打着“北定中原”、“复兴汉室”的口号，还是可以吸引一大批人才，得到不少皇族附庸的拥护的。

但当蜀汉集团实际发动北伐时，局势已经有所不同。

此时汉献帝早已被废，皇室不再。文人士族们也都则定好了要依附投靠的政治集团，东汉末年“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政治大改组落下帷幕，新生政权力量已经成为定局，而各地民众的生活在逐步走回正轨。

这时候再打出“复兴汉室”的口号，已然没有什么号召力了，甚至还有些违逆天时、不顺民意的意味。

就像唐朝时候吕温对诸葛亮北伐的评价那样，北伐时候的诸葛亮硬要人们为“复兴汉室”效命，好不容易有了安定生活的百姓岂能心服口服？正是因为这种“未能审时度势顺应人心”的做法，才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

因此，纵然诸葛亮一心欲报刘备知遇之恩，倾心毕生心血为谋汉室复兴之梦，但蜀汉北伐的失败已不是人力可以补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