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领袖诞辰130年之际，总在思考此问题。历史机遇，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冥冥之中有规律。领袖原先的最高领导人，即顶头上司，皆为共产国际钦定和指派者。却事与愿违，基本上出了问题或犯错误，乃至叛党。不信，请从1921年到1935年，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1年，共产国际频繁更换中共领导，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般。党的“九五至尊”有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这些头脑们皆为人中龙凤，上台时无不是威名远播。

陈独秀前期名气影响自不必说，但他犯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根红苗正，正宗正港的工人阶级代表向忠发，他一被捕即直接叛变，全部招供。瞿秋白是个好文人，可惜犯了“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也是搞工人运动起身的好干部，也可惜他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二十八个半”头头、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最终成反党分子。博古，马列著作翻译家、理论家，却是本本主义，俩人都是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在抗战中，又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者。

但是，偏偏这些人，都曾经是领袖的上司与对头。从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领袖充分认识到军事斗争重要性，他在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以他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他悟出敌强我弱，于是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最后发展成中央苏区。但这些措施、路线和业绩，却被党内领导视作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领袖不断受批判，被排挤。

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实际上就是“实干的人无发言权，空谈的人掌握大权。脱离实际瞎指挥，情况不明凭空想”。老一辈革命家党性十足，信仰奉献，一切唯上。损兵折将打赣州，御敌国门消耗战，闽变机会不利用，等等，蠢猪式的军事指挥，摆除异已的家长作风，使创立苏区的广大军民欲哭无泪。最不可思议的是，1932年9月领袖亲率红军东路军打下福建漳州，筹款一百万银元，缴获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几乎搬走了漳州龙师图书馆藏书。全被当成违反中央路线，回苏区即被撤职，剥夺军权。

1932年10月，距攻占漳州胜利仅一个月，领袖职务被博古一撸到底。但是，他并未消沉，从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花了两年时间，开展调查研究，把漳州带回的马列书籍研读，弄通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后来，因此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当红军遭受灭顶之灾时，领袖挺身而出。

领袖不屈不挠，他通过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沟通，不断分析讨论，统一思想。使得自己的主张，可以变成红军的行动指南，促成“通道转兵”。最后终于让大家认识到，只有他的想法思路，才能真正挽救红军。毛泽东在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经历了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经历了长征中血的教训，又经历了遵义会议的唇枪舌剑。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但最终，他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自己成为了全党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