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世纪有两部学术著作曾经轰动一时，一本是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在中文版自序最后如是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另外一本则是日裔美籍学者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毫无疑问，当时人们对《历史的终结》热烈拥抱或批判，源于福山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之人”。

这不免让我想起优秀社会学家西摩·李普赛特常说的那个理论，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历史、宗教或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我想，李普赛特这句话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更加适用与贴切。

当代社会，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规模国人想当然的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是在西方发生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满清的闭关锁国，理所当然国家观念西方优于东方。其实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我们如今所理解的现代化国家元素，都已存在过。而欧洲的现代国家雏形浮现，则晚我们整整1800年。但中国作为国家机构最健全的鼻祖，西方政治学者却很少提及这一创新。原因是我们后面又落后于人的缘故。因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和观念虽然也有刑律和社会道德，但却无法彻底击败和消除古代的封建等级差异，完成不了现代法治的健全和人人平等人权理念的形成，没有这两项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人民也就无法去想象或寻求一个为全体人民负责制的政府。

其实东西方思想之别，正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萨特，熊十力早晚期思想歧异一样，看似自相矛盾或混沌模糊，但却都有南来北往相借互补之意。就像严复皈依佛门而胡适考据佛教，梁漱溟坚持佛教比儒道两家深刻，而熊十力晚年则狠批佛家逆生化。而西方的卢梭及康德又入儒家倾向性善论，故抨击奴隶为反人性的罪恶。卢梭和康德这里所指的人性即良知和善端， 倘若站在宋朝儒生面前二者可以相恭相敬了。当然，西方追求真理，而这个真理指的是永续不变的客观理论，而我们古人则更关注于直觉，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甚至将自然界的一些局限运行规律模仿带入人类社会之中，如阳克阴，男尊女卑便是明显例子。如《易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正确的答案，只是随着变化潮流而摸索，寻求和谐的生活，这就是《易经》的宇宙观。归根结底，《易经》其实质是靠阴阳论解释自然界所存在的一切现象。而西方哲人则坚实认为宇宙是由固定不变的东西所构成，西方追求的就像我们课本上的标准答案，当然也是唯一答案，所以西方哲人最后搬出了造物主，上帝或宇宙之神。就是这两个始发点不同的东西哲学，最后西方学者还是认定孔子所提出的理论为迄今为止最高人类原理，所以西方人把孔子命名为“我们人类的老师”。

但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所提倡的儒家思想还不能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相抗衡，并且儒家学说只是百家中的一门并不显赫学问而已。在“百家”各言各理的学风之中，儒家最终得以延续存活，孟子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孟子强力主张儒家思想，并且多次使用激烈语言嘲讽国君，使儒家作为社会政治的主要思想得以延传。400年之后，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才开始真正走上国家统治思想并吸收各家思想精髓之大一统之路。儒家的“仁”学主张，人活于世不该去关心形而上学和凭空设想，而应该去经营自然体系和改造社会实用，因为儒家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最顶端，所以可以顺应自然变化去经营这个自然和社会体系。这里就体现出儒家辩证，认为人是自然界一环，但是最高一环，可以运用自然变化去经营自然和社会体系，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了不起的哲学成就。另外两个儒家核心观点“孝”和“恕”，又让我们看到儒家既有经营社会体系的纵向伦理观，又有横向伦理观。“孝”以家族为纵向体系，“恕”以社会为横向经营体系，几乎将人存于世的双向立体空间关系规划完毕，凭此一横一纵，一个人便可很好的经营起人生在世各种关系。但在西方，人们为了追求宇宙永恒不变之规律，也涌现出众多学说。如追求宇宙不断变化之说的赫拉克利特，凭借数学想解释宇宙原理的毕达哥拉斯，还有主张原子就是宇宙元素的德谟克利特等等，但是西方哲人统归遵循着一个共同规则——理性。希腊三贤想以理性说服世界，伊壁鸠鲁为物质论提供了原理，普罗提诺达到了西方哲学的空前顶峰。在普罗提诺时代，基督教已成罗马国教，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罗马，他宣称“我军受上帝之命，故往而不败”，由此西方哲学由盛转衰，波爱修成为罗马最后一位哲学家。

中世纪以后，西方认识体系逐渐以牛顿机械宇宙观占据了主流位置。当然，西方这时为了保障客观性而彻底排除了人的主体性，显然违背了中国古代庄子的认识，庄子认为主体性也是认识的一部分，只有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合为一体才能产生经验，这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渊源，认为人乃自然界之一部分，只有当人在这个自然界之中之时，人才产生了对自然界的认知基础或条件之一，而没有人这个认识主体，只有自然界存在，是无法产生认知经验的。这就像杜威说过的一句话“知识是经验的一部分”一样，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相互融合才能产生知识，这便是东方与西方纯机械宇宙观的不同。庄子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道”相互连接贯通，因此，当我心达到“道通为一”境界时，自然而然就有了对道的全部认识，正是由于庄子的道存万物一体互相牵连理论，才有宋代邵雍发明的上部《皇极经世》和下部《梅花易数》，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编写的《推背图》。邵雍的《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相传邵雍运用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有载《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壹卷，下注“淳风与袁天纲集”，可能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推背图》原书。从原书名看，金星是中国古人常称的“太白”或“太白金星”，也称“启明”或“长庚”（傍晚出现时称“长庚”，清晨出现时称“启明”）。“会运”则属于星算家使用的时间单位，1元有12会，1会有30运，1运有12世，1世有30年；因此每运就是360年，而每会则是10800年；“逆兆”是预先发现的征兆；“通代”是指任何年代；“记图”是说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所以《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是以金星为坐标、以会运为纪年、并配有八卦的图文预言。可见，推背图是源于古星相术和易经原理合成的结晶。但总归离不开宇宙万物之间有庄子的“道”相生相息为根本。

庄子说，天地东西南北为“六合之内”，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解除并认知的世界，而“六合之外”则是常人难以企及认知之境，而已贯通六合内外的庄子则认为世界万物皆被“道”所相连，悟道则通“六合之外”，失“道”则闭“六合之内”。庄子的“道”在今天看来，却有点像《易经》中的太极，宇宙之初，随便世界阴阳，五行如何运转变化，都难遗太极之息。这就像宇宙万物万事之瞬息变化，却难脱宇宙基因——安全有序存在形式之本，向善向生之魂。亦如社会管理中的历史规律——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东西文化间畅游，不管“六合之外”如何变化，向善向生这一“道”根早已深埋每一位执着理想信念之人心中，正如最近引起学人强烈关注的东方“丹尼尔·贝尔”·孙希有又有新理论新声音——《要想生活好·必须做得对》，不管我们每个人是从思想上参与社会，还是从政治上参与社会，重要是做得对，就必定回报“爱国”的幸福。爱国的幸福就是将社会各个离散的共同体通过“道”、社会管理中的历史规律，使得每个人都能获得幸福变得轻松，而不是做出先知的预言或睿智的失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