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的“南边”经略

黄巾之乱后，东汉王朝的统治受到了巨大打击，王朝威严扫地——离心力增强的汉羌民族开始联合叛乱。“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北宫）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而在镇压这些叛乱中形成了一批强有力的军阀，使汉王朝边地的离心力量继续壮大，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

如韩遂“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马腾“自号‘合众将军’，皆与韩遂合。”西边经略的失败不仅对汉王朝其余边地的经略产生了负面影响，也破坏了汉王朝的统治，成为最终造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

与北边、西边经略相比，东汉王朝所面对的南边形势是更为复杂分散的诸多民族和范围广阔且开发有限的南部疆域。这导致了东汉王朝在经历南边时更倾向以柔和的手段解决问题。而较为安稳平定的南边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边的经略产生了积极作用。

同时与“北边”诸民族间联系紧密，彼此制衡冲突相比，“南边”诸民族更为分散，实力较弱，因此在整体的边疆战略上东汉王朝也对南边有所忽视，缺少统一的战略规划部署，多依靠地方边吏的个人素质进行经略。

东汉王朝的西南边形势

两汉王朝的西南边的地理范围是与西南夷诸民族生存的地区相对应的。主要范围是今四川西部、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南边疆的征服。建元六年时，唐蒙向汉武帝上书说南越王“黄屋左纛”僭越礼法，在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势力“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应该联络夜郎等少数民族势力，共击南越，并设县置吏巩固统治“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唐蒙的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受命出使夜郎国等通过厚赐和“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的方式成功在此设立了犍为郡。随后，司马相如又建议“西夷邛、筰可置郡”，并出使往喻达成了“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的成果。西汉王朝开始了对西南边陲的经略。

西汉王朝成功讨灭南越势力，直接促成西南诸民的臣属“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汉王朝陆续设立了越巂、沈犁、汶山、武都四郡。元封二年，继续征服滇国使滇国主“举国降，请置吏入朝”设立益州郡，自此西汉王朝正式将西南夷地区纳入统治秩序中，并在此在初步建立了郡县体系。

此后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略，转入了以平叛为主的维护和发展阶段。汉昭帝时期“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爆发边疆危机，牂柯、谈指等地诸民族联合，出现了波及约二十四邑，三万余人的大规模叛乱。汉成帝时期，再次发生动乱“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这些叛乱都被汉王朝成功平定，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得到巩固。

到新莽时期，王莽改制的失败造成使“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各民族不断爆发反汉叛乱，汉帝国的西南边疆也同样陷入混乱。更始年间公孙述割据四川，一部分西南夷首领归附公孙述。在这一时期，尽管西南夷地区的统治已经陷入混乱，但仍有忠于汉室的官僚努力维持着帝国的统治，例如广汉太守文齐“降集群夷，甚得其和”，为之后东汉王朝再次控制西南夷地区做出贡献。

建武十二年，公孙述的割据势力被平定，西南边疆的割据状态自此结束，但动汉帝国在此的统治并不稳固。建武十八年，西南诸民族组成联军反叛，经过两年的战争，这次叛乱被平定，东汉政府也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再征服。之后对西南边疆的经略范围也有所拓展，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在其首领贤栗的领导下向汉王朝请求内附，得到汉王朝的敕封，并入到朝贡体系中“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到明帝时期，哀牢夷内附人口增加“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于是明帝重新进行地理规划，在内附的土地上置哀牢县与博南县，并“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拓展了东汉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范围，达成“始通博南山”的结果。

在东汉王朝统治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相对和平。在平定建武十八年的西南夷叛乱后，汉王朝任用了一批镇抚有方的良吏如王追、郑纯等，推动了西南边的诸民族国家认同，取得了“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的成果。

百余年间未有战乱冲突，直到汉灵帝熹平五年才再次出现大规模叛乱“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但此时的汉王朝已近末路，实力大为衰落，加之朝中统治集团认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主张放弃边郡地区“不如弃之”，结果导致平叛效果不佳，叛乱反复出现，直至汉亡。

回归“西南边”经略的历史可以看出，东汉在西南边的经略整体上是较为平和的，因此在经略过程中较少的进行大规模的调动部署和构建，因而在整体边疆战略上相对忽视，在具体地方上的经略也多依靠于边吏个人发挥作用。

东汉王朝的东南边形势

西汉时期的“东南边”主要是指从东海、南海沿岸地区深入到海南诸岛及越南半岛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向东南边疆进行扩张。秦末时期，真定人赵佗趁天下大乱之际，夺取桂林郡等地建立南越国。西汉王朝建立后，高祖刘邦使陆贾出使南越，敕封赵佗为南越王，达成了“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的目的，名义上恢复了对东南边疆的统治。

吕后时期，赵佗通过军事手段和经济扶植使闽粤、西瓯骆等地“伇属焉”扩大了统治范围。此时汉王朝不仅恢复了秦时的东南边疆，并有所发展使东南、南越连成一片。到汉武帝时期，经历了一系列边疆叛乱战争，南越灭亡，汉王朝在岭南设立儋耳等九郡。在东南边疆建立起郡县体系。

汉王朝的东南边疆扩张到海南和越南等地。但是由于统治范围较远，封建王朝的压迫等原因，边疆叛乱也时有发生“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频繁的叛乱也干扰了汉王朝对东南边疆的治理，如海南岛在汉元帝时就“遂罢弃之”。东汉建立后，继承了西汉对“东南边”的统治并加强了文化影响。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但“东南边”也常爆发少数民族叛乱。如建武十七年交阯徵侧、徵贰叛乱“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

此次叛乱最终为马援所平定，东汉王朝也借战争胜利巩固了对交趾等南越地的统治“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但是叛乱的历史没有就此结束，到汉和帝时期再次爆发“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叛乱平定后，汉王朝继续加强军事控制“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但是诸民族的叛乱仍在继续，参与民族范围也在联合扩大，也有汉人共同参与，反抗剥削。

如元初二年的爆发的苍梧蛮叛乱时“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在平叛的同时，“东南边”的统治范围也有所拓展如汉安帝时“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东汉王朝通过以恩威并济、镇抚结合的手段来平息叛乱，直至汉亡东南边疆也未曾脱离中央控制。

总体来说，东南叛乱虽然频繁，干扰到了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使朝中出现放弃之声，但南边诸民族势力相对弱小，汉王朝基本都能够平息叛乱，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保证了东南边疆经略的安定。“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东汉时期东南边疆接壤的荆州边境武陵、南郡等地也常常爆发东南少数民族叛乱“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肃宗时期“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

总的来说，在两汉时人眼中，“边境”与“夷患”往往是对应存在的，加之武陵、南郡等地偏离中原，经济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民族成分复杂，叛乱时常相互联合，故一般也往往视为“东南边”的一部分。在论述东南边疆经略时常常与南越交州等地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