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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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最为混乱的一段历史了。

自从八王之乱以后，大一统的西晋王朝顷刻间走向了覆灭的末路。

北方的胡族趁机南下入侵中原，给华夏土地上的汉人带来了“五胡乱华”的黑暗和惨痛。

从此之后，中华大地开始陷入将近300年的动乱分裂的时代。

频繁的战乱让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碰撞。

在这一时期，古典文学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之后数百年的变化趋势。

而随着割据政权带来的波动，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学的发展。

比如代表官僚向皇帝进言的“奏事文”，在这一时期便有着极为鲜明的展现。

随时代而变化的奏事方式

古代当中的“奏事”大多包含三种含义。

第一是向皇帝陈述事情。

“时诸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

第二是向皇帝奏陈的事情。

“宦者辄从輼凉车中可其奏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是向丞相陈述事情。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史记·张丞相列传》

仅仅从这里就能够看出，在封建社会早期，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斗争还是较为激烈的。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奏事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汉唐时期，朝堂之上的三公宰相坐而论道，不管是向皇帝启奏国事，还是同僚之间奏论政事，都是有座位能够坐在椅子上进行。

而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要求大臣们在向皇帝启奏政事的时候要站着汇报。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更是设置了“省院台大臣奏闻，一律下跪”的条例。

只有个别得到特许的人才能得到“赐座”的待遇，否则一律跪着说话。

从奏事的方式演变中就可以分析出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发展趋势。

奏事方式在不断变化，其呈现形式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商周时期，大臣向上司或者君主进言，只需要通过语言进行阐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慢慢开始出现了竹简奏文的形式。

到了汉朝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政局开始稳定下来，这种奏文的要求也越来越规范，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应用型的文学形式。

那便是“奏事文”。

而在文化激烈碰撞、文学发展极为猛烈的南北朝，“奏事文”也产生了较为独特的变化。

人才辈出推动奏事文学

早在魏晋时期，奏事文学就初现萌芽。

当时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创作了包括《修学令》、《选举令》、《魏主奏事》、《典论·论文》等诸多兼具政治文学的佳作。

后来依附于曹魏的名士陈琳、阮瑜等人，又利用自己的文采将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扩大。

使其流传于后世之中。

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

北方被民风彪悍的胡族所占据，汉人“衣冠南渡”前往山水秀丽的南方发展。

在不同的环境对于文学自然有着不同的体会。

南方文人面对着秀丽的风景，在文章创作上更加追求华丽精致的形式美。

这种追求在诗、赋、文等各种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也映衬到了日常应用的奏事文当中。

南朝奏事文的变化兴起于刘宋时期。

刘宋创立的时候，由于战乱的影响，政局频繁的变动，使得文人在文章创作时，喜欢夹杂一些个人的感慨和情绪。

这让原本属于实用主义的奏事文开始融合浪漫主义。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刘宋开国功臣

傅亮

。

其著有《演慎论》《感物赋》等文章，《隋书·经籍志》则载其有《傅亮集》三十一卷流传。

《诗品》评傅亮之诗：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

由于傅亮博览群书，善于灵活运用历史典故，所以能够轻易赋予奏事文抒情特质。

这让他的文章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许梿对此叹赏不已：

“以深婉之思，写悲凉之态，低回百折，直令人一读一击节也。”

傅亮之后，南朝又出现了

任昉、徐陵

等大家。

任昉擅长将诗文当中的声律糅杂进文章当中，形成音韵和谐、铿锵有力的声律行文。

而在撰写奏事文的时候，任昉又以傅亮当做榜样，喜欢融合一些典故。（“尤长为笔，颇慕傅亮”——《南史·任昉传》）

这再次推动了奏事文的艺术性发展，使其逐渐与南北朝时期所盛行的“骈文”联系了起来。

到了梁陈两朝的时候，南北朝的文学达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

当时的文学大家徐陵，将前朝所流传下来的行文手法加以整理，把骈文的用典、声律、辞藻、对偶等技法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承宫体新变之风，故文笔仍侧重轻蒨，而时以新意出之”

其所创作的奏事文《劝进元帝表》，成为了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一个经典之作。

秀丽的风景搭配汉族士人的风雅，使得南朝文坛人才济济，而民族融合剧烈、胡风与汉风杂糅的北朝也不遑多让。

从北魏开始，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统治，北朝逐渐重视汉族文化。

相比于南朝的秀气，北朝奏事文在骈体化发展的时候，典雅中又不乏粗狂豪迈之意。

这让北朝的奏事文逐渐有了“新奇”之韵味。骈体奏事文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到了各个阶层。

滕王宇文逌在《庾信集序》中评价南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庾信的时候说道：

“齿虽耆旧，文更新奇。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

由此可见，当时就连王公贵族，都十分痴迷于这种文学形式。

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骈体奏事文在南北朝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对后世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隋朝完成统一之后，奏事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启用着这种形式。

北周时期担任过中书舍人的李谔，在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曾经写过一篇《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建议隋文帝对奏事文这种政治类的实用性文学进行改革。

隋文帝接受了李谔的建议，修改了南北朝时期文章中所负有的华绮之意，使其重新贴合实用性方面。

不过在总体上，仍然是追求骈体的形式。

后来到了唐朝，韩愈、李商隐、柳宗元等文学大家同样对骈体奏事文倍加推崇。

其先后创作了《为韦相公让官表》、《为裴相公让官表》、《为柳公绰谢表》等流传于世的佳作。

而继承于令狐楚的李商隐，更是当时将骈体文学运用到极致的文学宗师。

甚至在文章创作方面，李商隐的能力超过了他自己的诗文水平。

据传，只要李商隐下笔开始撰写骈体文，中途决不会停息片刻，洋洋洒洒一笔而成，挥毫之间便是传世经典。

“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休。”

在盛唐百花齐放的文学界，骈体奏事文的影响瞬间扩张开来，如今流传下来的许多唐诗当中，都能够看到南北朝骈体文学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