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标志着新中国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奠定了我国未来近30年的外交格局。
在数年之前,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还没有这个打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毛泽东甚至提出去美国华盛顿做一次访问,会见美国总统。
对于毛泽东的热情,美国不仅没有抓住机会,反而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毛泽东对美国非常失望。中美关系也由此多走了30年的弯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后的时期内,盟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绝大部分都来自美国。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还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戴上了“四强首脑”之一的帽子。
基于此,抗战胜利后,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不仅国民党如此认为,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同样对美国寄予了厚望。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共产党所能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美国。1944年夏天和1945年春天,美军接连两次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在与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自己类似的看法。
7月23日,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时,明确表示,我们“首先是中国人”。3天后,毛泽东提出请美国考虑,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保持双方的及时沟通。
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中,他表示,“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
彼时,毛泽东并不因为与苏联的关系而避讳与美国的交往,他甚至在事前将交往的意向通知了斯大林。毛泽东认为,美苏当前处于合作状态,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因此美国与共产党的合作对三国四方都将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与美国的合作,1945年1月,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安排一次秘密访问,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会面。但由于赫尔利的阻挠,这次访问没有成行。
3月,毛泽东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毛泽东与其展开了会谈。当说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表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
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席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位中国人”,时刻把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为此,可以忽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美国的大门终究没有向他敞开。
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解除了职务。盛怒之下的史迪威甚至拒绝了中国向其授予的勋章。而他与蒋介石争执的焦点在于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上。
史迪威认为,应该把从美国租借来的抗战物资,分一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但蒋介石依然保持着旧军阀的习惯、想要搞独裁统治、最终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更别说分物资给他们了。
争执的结果也很明显,华盛顿更偏向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而他们并未因此直接放弃与美国的合作,依然在努力争取。但美国的政策却在偏路上越走越远。
1944年11月1日,由于受到总统特使赫尔利等人的挤兑,支持与延安进行接触的驻华大使高斯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被迫辞职。更要命的是,接替高斯大使工作的,正是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赫尔利。
赫尔利担任大使后,否决了使馆工作人员提出的支持共产党、保持与延安联系的政策性建议,并因此对他们大发脾气。
1945年3月底,赫尔利大闹白宫,迫使国务院将支持、同情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谢伟思,调回了国内。
这一系列错误决策,几乎将美国与延安的联系彻底断绝。毛泽东主席也逐渐对美国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并开始把希望放在苏联身上。
在1945年4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无奈地告诉所有人:“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此后,在毛泽东的主席的带领下,被美国寄予厚望的蒋介石集团一败东北、再败中原、又败江南,最终逃到了中国大陆东南方向的台湾岛上,从此再也没有了倔强的资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为了维持远东的军事态势,打击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于1950年入侵朝鲜半岛,威胁中国东北。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抗美援朝。16国军队由此遇上了彭老总率领的志愿军,真正明白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内涵与含金量。
至此,中美两国关系随着美苏冷战,而跌到了冰点。直到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尼克松才不得不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释放和解信号。
而中美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1月1日才建立。距离1945年那个中美关系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0多个年头。
倘若当时的美国抓住了毛泽东主席的橄榄枝,可能美国不必在朝鲜半岛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用在越南战争中苦苦挣扎,甚至美苏对抗也可能早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