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被誉为“中国船王”。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成就。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呼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卢作孚（1893-1952）

在重庆市北碚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他不是北碚人，但整个北碚都是他的。矗立在中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安静地守护着街市的繁华，是九十年前卢作孚特意从上海引进的；幽静恬适的北碚公园，近能俯瞰街景，远能眺望群山，系卢作孚当初专门为老百姓修建的平民公园；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运动场，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一人营一城”，在北碚，满城都是“卢作孚”的印记。因此，卢作孚被人们尊称为“北碚之父”。

“仰止前贤家国志，躬行吾辈路途长。”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北碚区纪委监委将通过系列故事来呈现卢作孚的优秀品质和廉洁风范，这些故事将按照卢作孚的人生轨迹，从他的少年觉醒、青年革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建设等方面展开，让更多人走近卢作孚、了解卢作孚、学习卢作孚，去体会他在艰苦创业中坚守廉洁的初心，去感悟他作为一代贤达所展现出的高风亮节，进而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让他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熠熠生辉，让廉洁文化在新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今天，请跟随小编一起来聆听，卢作孚系列廉故事之二《从觉醒到践行的革命之路 》。

从觉醒到践行的革命之路

留学愿望未成，卢作孚并未灰心，就知识积累来说，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自信。认知能力的提升、私人授课的心得、编纂教材的成功，让这个志存高远的年轻人一步步收获了信心，“自学”使他具备了认识世界的基础条件。

思想觉醒，点燃救国信念

从1910 年开始，卢作孚的求知范围逐渐扩展至更广更新的领域。他接触到了诸多近代西方名著，像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报》上首次公开发表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译者严复的用心，就是要借此启迪民智、图强雪耻。这些书籍所宣扬的进步思想、民主理念等，如同一阵阵春风吹进了卢作孚的心田，在他的思想深处荡起了阵阵涟漪。同时，他还通过同盟会会刊《民报》等接触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这让寻求救国之路的卢作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此，在他的文章、讲演乃至生活、工作中，都深深烙上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印记。

严复翻译的著作《天演论》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卢作孚的理解极为深刻。他极为赞同“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理念，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推翻腐朽王朝、反抗列强侵略的唯一路径。他十分清楚孙中山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是为全中国人建设一种公共理想”。卢作孚后来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民生公司”，又把公司的第一艘轮船命名为“民生号”，都可以看出他对实现孙中山思想的执着。

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

不仅如此，卢作孚还深入研究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回顾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演变以及社会结构状况，尤其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惨痛历史，更是让他痛心疾首，也让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认知，不断碰撞、交融，激发了他对社会现状的深度思考，让他愈发意识到，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亟待有人挺身而出，去改变这一切。卢作孚在这一阶段进行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他已结束了单纯的自学求知，迈入了改造社会的思想准备阶段。

以笔为剑，宣传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曾在国内多处组织武装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光复会组织的安庆、绍兴两地同时举行的起义，同盟会组织的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起义令清廷极为恼怒，清政府不仅对革命党恨之入骨，在镇压起义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地抓捕杀害革命党成员，宁可错杀，也不能使其漏网。在这样的氛围下，但凡与革命党有过接触的人，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卢作孚积极撰写文章在《民报》等报刊上发表

彼时的卢作孚，虽未正式加入革命党，但手中的笔却早已变成了他战斗的武器。卢作孚以“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将目睹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投给成都的报刊发表。他的文章如同一颗颗重磅炸弹，接二连三地投向了封建统治的堡垒。随着他发表的关于革命的文章逐渐增多，其思想的锋芒愈发犀利，文字的力量也愈发强大。这些文章有的如匕首，尖锐地剖析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有的似号角，激昂地宣扬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呼唤着民众的觉醒与抗争；还有的像火炬，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让那些在黑暗中徘徊迷茫的民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对变革的强烈渴望。

卢作孚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虽未加入组织，却以笔为剑、为革命事业奋勇拼搏的特殊“革命者”。他们按照作者留下的联系地址找到卢作孚时，感到十分的惊诧，因为很难将这张瘦弱身躯上的稚嫩脸庞与那些老练的文字、睿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经过深入的交流之后，卢作孚对革命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开始向一名革命实践者的身份转变。即便当时形势甚是紧张危险，他也毅然在17岁这一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当时年纪最小的同盟会会员，立志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革命救国的理想。

同盟会成立时合影

矢志力行，投身革命浪潮

辛亥革命首义在湖北武昌，导火索却是四川保路运动。孙中山曾经表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卢作孚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剧烈社会变动中，开启了改造社会的艰难探索。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实则是将商办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此举引发了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保路运动由此爆发。当时，卢作孚不避祸、不畏死，积极发动民众与学生，为争取铁路的商办权、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为而奋力抗争。保路运动不仅是一场维护经济权益的斗争，更是点燃了四川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身为同盟会成员，卢作孚紧接着参与了辛亥革命。他在四川地区积极行动，参与了革命活动的组织、发动等诸多环节。他利用自己在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等职务的便利，通过撰写文章、报道新闻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唤起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从舆论层面助力辛亥革命的推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作为革命党的一分子，卢作孚不仅颇有才气、年纪又轻，而且在革命中不畏艰险、积极奔走，他的作为自然被革命党所认可。1912年，四川都督府委以他夔关监督之任，年俸也十分可观。虽然这个肥缺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卢作孚“因感无甚意义，故谢绝”，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辞官不就。乃至后来，他都曾有过多次走上仕途和获得优厚报酬的机会，但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的他，总是再三推辞，这也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的性格。大局初定后，卢作孚仍驻留成都，在一所补习学校内教书，并继续向成都各大报馆投稿，鼓吹民族与民主革命，为共和新政造势。

清王朝虽被推翻，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无数革命党人遭到清算甚至杀害。1913年，反革命的屠刀再一次挥起，卢作孚因是革命党人而被抓捕，后经友人保释才得以脱险。他为自己所憧憬和曾经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付诸东流而感到十分痛心，同时也感到很是迷茫与困惑，许多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让他寝食难安。于是，卢作孚四处查找在当地能获得的所有报刊，及时了解全川及天下大势，渴望从时局变化中觅得转机。

从军阀屠刀下侥幸脱逃的革命党人纷纷奔赴上海，卢作孚也萌生了前往这个中国当时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的念头。1914年夏，卢作孚辞去教职，向友人借了20元钱，便从重庆乘船沿江东下。刚到上海，他就急忙去找先前从四川来的那些“革命同志”。按理说，劫后余生，战友重逢，卢作孚应该高兴才是，可是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昔日革命阵营的同仁大多已对前途不抱希望。对于旧友们接近放弃的状态，卢作孚从心底感到无奈。

1914年底，卢作孚为考察政局，专程去了一趟京城，北京的情况与上海不相上下，北洋政府大小官僚们利欲熏心，官场一片乌烟瘴气。不久，他又折回上海。他感叹，北洋政府官吏“大多为腐败之徒。做的事情并不能使人满意，当然也不能使国家进步”。到了这时，他心中再图大计的幻想已经破灭，为了国家前途，也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他不得不努力再寻出路。

多年后，卢作孚应邀为川军授课，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在革命高潮中，人人讲革命，请观察我，我是不讲的，三五年后，大家忘记了革命那一天，请来看我。”在卢作孚看来，革命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说的好听，是要有计划地持续努力。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卢作孚对救国之路的探索片刻也没有停止，只是他的视野开始转换，关注重点从狭义的政治革命抱负，转为更为广义的社会变革。

供稿：北碚区纪委监委

责编：周 敏 廖彬吉

编辑：梁枥月

校对：白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