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乔仕

编辑/木乔仕

前言

康

王赵立于南京的应天城，在建炎元年（1127年）5月1日即位，改朝换代为“皇帝”。在面临金人入侵的情况下，建立初期的南宋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军事和政治问题。

汪藻说：“现在最要紧的是“驭兵驭将”，而不是别的。”这句话，就说明了这件事的紧迫与重要。

但“驭兵驭将”能否取得成效，更多地依赖于该制度能否顺利运作。

赵构承袭了自北宋以后的历史遗风，致力于恢复当时的军事与政治秩序。

不过，到了宋朝建立的时候，原本的御林军已经被废除了，所以，能够不能够重新建立起“枢密院-三衙”的制度，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

中央制度以军事和政治为中心，由宰相或执掌军事和政治，已是家常便饭。

在某种意义上，临时性的“御前使”是这一时代的主要军事政治组织，它的兴衰变迁关系到南

宋前期中央军事制度的改革方向和运行模式，是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的一条重要线索。

虽然，从总体上看，对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及其运行模式的探讨还很少，

但对这一制度的探讨却相当丰富。

梁天锡是第一个专门论述南宋御前使的文章，其重点是对其组织沿革和功能组成做一个概括性的概述。

王曾瑜，杜文玉，刘春，粟品孝，何忠礼等人也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了关于“御营”的问题。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献大多还只限于对御前使的考察，并没有将其整合到整体的军事体系中去，

也没有对其演变历程和运行模式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造成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对于北宋前期的军事管理制度的探讨还存在着一些缺失，亟待弥补。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把御前使的演进作为一个主要的主线，把它置于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中来研究，并着重把它与各个时代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相联系，

来探讨它所构成的一个由御前使所构成的中央军事体系和它的运作模式。

这里要指出的是，为了文字上的便利，“建炎早”和“中晚”两个字，大概是从建炎早三年2月20号黄潜善和汪伯彦被革职开始算起的，

在此之前是前，在此以后是后。南宋前期的时间，是指从建炎元年的5月到1130年6月的6月这段时间。

御史台的设置

靖康二年，赵构登基的次日，就下达了命令：“

大统领府，十日之内，不得有误

。”根据规则，大统领的“结局”应于建炎年的5月10日。

在大元将军府的“结局”前，赵构于5月8日，委任中书侍郎黄潜山为御营总管

，汪伯彦为御营总管，并将原驻南京应天城的护国兵分成五支，归他指挥。

不过，尽管宋廷重新建立了中央组织，并且给了大元帅府十日的“结局”，但是，这支援军以及其他援军的指挥权，并没有同时得到确定。

从整体上来说，建炎朝初期，三司只剩下了御林军的残部，与北宋初期统一国家军队的情况已经相差甚远。

赵构唯一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就是大元将军府中的兵马。

事实上，在南宋建国初期，大帅军军力的组成远不是前面李心传所描述的那样简单。

这个时候，军队里什么人都有，有土匪，有土匪，有勤王军，有民兵，有溃兵，也有原来的守军。

宋廷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这支来自不同地方的兵马，变成一支能打的兵马。

建炎年5月5日，黄潜善和汪伯彦等人商量，要“废除土匪，挑选最好的士兵，编入军队。”

就在这一天，宋廷又将孔彦威封为东平府的兵马钤辖，将刘浩封为大明府的兵马钤辖，丁顺封为沧州的前锋营的兵马钤辖，王善封为王善，封为雷泽县尉。之后，

丁顺和王善又“在河北造反”，但并没有真正地进行整顿。

还有一件事，就是统帅府的大军还需要整顿。

建炎年5月8日，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别为御林军的副统领，宋廷重新整顿了南京的应天军。

单以李心传在上述文献所列举的“河北军”、“陕西军”和“帅府”三支军队来看，大元“帅府”只是一支军队，其余“河北军”和“陕西军”都不是“帅府”的军队。

“以禁军为名的，皆为“外来”，各不相同”，

意思就是禁军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将军府以外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严密的制度。

因此，宋廷在急迫的情况下，只好设立“统兵”。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南宋政府对此的看法，

他们之所以设置禁军，就是为了“巡幸”景德，从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显然，这只是一种掩饰

。靖康之初，钦宗在真宗的带领下，已经在澶渊郡设立了行军统领。禁卫军的设立，更多的是参考了钦宗设立禁卫军的经验，而不是仿效了景德皇帝的传说。

从建炎朝初期御营使司的组成和沿革来看，对此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即：“五兵”也是指“五军”。

李心传则说：“因为他们的军队是五大军团。”

他只是将真定府路马步军的副统领王渊，以及鄜延路的马步军的副统领刘光世，分别任命为御营使司的统领，其他的职务，他都没有提及。

根据考证，韩世忠为左将军，张俊为右将军。

又有记载，苗傅被任命为都督，为后军都督。

建炎二年2月25日，刘正彦任中书省右军总管，说明右军也是成立的，只是没有设置总管而已。

另外，在建炎年的7月，范琼被委任为中书省的副都督。也就是说，御营使司的兵力由三个部门组成，

分别是御营使司、副统帅部门组成，前、后、左右四个部门，而中央部门则有几个部门还没有被任命为总管。

除了禁卫军，还有三个衙门，分别由殿都尉左彦权和禁卫军统领，分别负责禁卫军，权力相对较小，

“建炎帝时，除了殿前马步三位将军，其他将领都归禁卫军统领。”

总而言之，御林军的存在，就是因为建炎初期，枢密院-三衙体系无法正常运转。

在“结局”的设定中会有一个条件

。都护府的设立，对建炎朝的军事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变化，使得宋廷初步建立了一个以都护府司诸军为宋廷的主要军事力量的基础结构。

御林军总管兵权的格局

建炎朝初期，御营使一事发生了由李纲为主到黄潜善（黄）和汪伯彦（汪）为主的转变，其中尤以前者为最久。

随着执政官的不断更替，御林军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特别是黄和汪上台之后，二人更是依托于中书省的兵部，讨论军事政策，制订战略，调动兵力，构成中书省兵部司统军之势。

（一)李纲执政期间

李纲于建炎元年的6月1日，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并在6月6日被任命为“被任命为军营总管”。

在此之前，黄和汪分别任御林军统领和副总管，八月上旬，张悫兼副总管。

从李纲就任到8月18日，他向朝廷提出辞职，辞去宰相职务，这是李纲的执政阶段。

尽管李纲以其在朝中声名赫赫之势，成为了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因为李纲和黄、汪是两个派系，

而高宗又偏袒黄、汪，所以李纲的主张常常要受黄、汪的牵制。

根据记载，在这段时间里，御前侍卫司的职责是选拔人才，选拔兵员，制造兵器等军政事务，凡涉及到军队调动和军政决策，都需要经高宗批准后，二府取旨实施。

其实，高宗设“三省、枢密院议而行”的目的，就是要“黄”“汪”两个字来约束李纲。

例如：建炎初期，为选择“国是”之地而选择，李纲提出了从中央出发，前往襄、邓；但黄、汪两位大臣提议巡视东南时，

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旨，巡视东南，并“命三省，枢密院，将所见之事一一列明”。

之后，由李刚上表，高宗“命其与执政官商量”，最终还是决定让他去巡视东南。从对高宗“三省”和“枢密院”选择的探讨可以看出，

其实就是“李纲”和“高宗”和“黄”和“汪”的一场游戏，而“李纲”的建议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总的来说，在李纲执政期间，虽然三人都是御营使和副使，

但是李纲受到黄和汪的制约，宋廷并没有充分发挥御营使对军事政策和军事调度的主导地位。

（二)黄先生和汪先生执政

建炎年8月18日，李纲罢宰相，由黄潜善和汪伯彦执掌朝堂。

建炎三年2月20日，黄和汪两位大臣辞官。

这就是黄先生和汪先生执政的时代。这一时期，御前使官的作用有了更大的提高，由

“统领齐中之事”向“专兵柄”的方向发展。

有别于“全齐军部之事”，“专兵柄”标志着一种由最初设立时对各军部统一协调权力扩大到对各军部的专管。当然，

因为将领们都是各自负责自己的事情，所以宋廷能够做到什么地步，“专兵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纲罢为宰相之后，黄汪两位都是国师，又是御林军的副手。因为御营本身就具有统一协调军中事务的功能，

所以宋廷在处理军中突发事件时，也逐步将议事和决定权交给了其他官员。

建炎二年12月19日，黄、汪两位被任命为尚书，中书舍人，并兼任中书舍人。其时李纲已退，宗泽抱憾而亡，黄汪两家最大的竞争对手都已除掉，正是“大权入手”之时。

黄、王并立以后，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

建炎二年5月2日，高宗皇帝在跸扬州下了回京旨意。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制定过程中，

御营使官俨然成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关键部门。

因宋廷接了信王赵臻的上书，故有“过黄河进京”之意。然而，黄潜善却对当时的左丞相许景衡“过江南”的提议表示反对。

高宗思来想去，便下了一道还京的旨意，命禁卫军、三省和枢密院“逐条拟办此事”。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御林军已经成为了与三省枢密院齐名的政治机构。

应当指出，御前使不一定具有单独的处所，而必须以“都堂”为主要议事机构。

建炎二年12月19日，黄、王并肩为丞相，二人皆为御前总管

。负责军队训练、调动和军政决策的御林军，成为宋廷“大本营”，将军政大事放在第一位，至于其他三省和枢密院，则被排在了第二位。

总而言之，自从张悫之死，黄汪二人被封为宰相后，黄汪二人便成了这三个地方的最高官员，同时也是这三个地方的总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护府都是中央机关里最重要的部门。

“三省”和“枢密院”则成了“中书省”的配角，宋廷一时之间，中书省和枢密院都成了中书省司统军的角色，但中书省却是中书省的总管。

结语

周必大在致赵汝愚的一封信中，曾经以他在枢密院看到的文献为依据，对“密院典故”进行了回顾

：“至元之初，以营为官，以府为官。朝廷下诏，说的是：‘三省枢密院，御营使，一齐下诏，声势大有不同，过了许多年，才能合而为一，这一点，不能不注意。”

参考文献

1.《大明文选文选文选》

2.《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

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4.《徽猷阁待制赠左正议大夫陈公墓志铭》

5.《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