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各地佃农租户苦于土地分布占有不均而造成的赋役分担不均的情况，出现了“国库损于上，人们怨于下”的局面，其中贵州土地也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公元一七四二年，学使邹一桂疏请丈量贵州田，但御史包祎永却不赞同，乾隆七年，清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否全国丈量贵州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清丈黔省田亩之争”。

一、乾隆年间“清丈黔省田亩”之争的由来

了解“清丈黔省田亩”之争的由来，要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说起，我们都知道粮食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直都扼住历朝历代发展的喉咙，国家收入的根本就在于农业，可是从清朝创立开始，国家的管理就是从一代君王手中过渡到另一位君王手中，传到乾隆皇帝时，可以缴纳粮税的土地越来越少，例如在偏远的黔地出现了官员欺霸民田、逃避赋税和土地兼并等非常严重的现象。

长此以往对中央和地方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事情。因此以邹一桂为代表的中央官员认为，肃清贵州的土地使用情况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一项国家长治久安的利民政策。但是以包祎永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则认为，“贵州并无良田”，贵州地区还没有建立健全的以面积为单位的土地度量制度。而以这两人为代表的看法和观点，其实就是就是中央和地方在这两种视角的冲突与妥协。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论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地理环境的变迁

随着地貌的变化，黔地的地理环境历经苍田。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记载“吾沔本称泽国，淤沉不一，沧桑屡更。有昔本上粮而今为野湖，有向称荒塌而近成膏腴，完无田之差者所在多有，享无粮之土者不一而足。田之赖于丈、民之欲其清也，急急矣。”曾经的肥沃土地被河床侵蚀而被淹没，而许多贫瘠之地泥沙堆积和岸滩等变成可以开垦的良田。因此就造成了前者“地去粮存”的窘迫，后者“有地无粮”的局面，形成了田地和粮税严重的局面。

国家收不到粮税，农民也过得苦不堪言。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中央认为有必要重新要了解黔地的土地情况，才能改变这种“上欠国家，下累百姓”的局面。但是又因为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导致地形十分复杂，山高险阻给丈量土地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叫上之前所留下来的土地档案资料大部分已陈旧甚至丢失，不能依靠典籍查询资料，真正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且费时耗力。部分地方官员对此项举措持不同意的态度，因此中央和地方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2、战争的影响导致兼并私吞严重

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共发生了13次战争，其中镇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被称之为“镇压古州苗乱”，这场战争收复了黔省苗族4万户，虽然保证了贵州地区的和平，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地区赋役繁重，豪强兼并现象已经无法扭转，许多胥史、册书等基层官员在田粮买卖中欺瞒中央、隐藏田粮，导致黔地许多地区出现了人地分离的现象。部分地方官吏在土地买卖中徇私舞弊，中饱私囊，为了谎报真实情况而弄虚作假，例如偏远地区的官吏采取“缩短步弓”和“虚增田亩”等方法欺上瞒下，谎报土地原本的亩数和真实情况。

因此在土地使用的土籍管理、赋役征收的记录方面十分的混乱，清政府的中央官员认为这种人为所导致的农民赋役分摊不均的现象需要清丈土地才能解决。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而且贵州地区较为偏远，一个一个的肃清此类现象费时费力，另外这种封建腐朽的产物根本无法根除，政府的小打小闹之下反而还助长了地方官吏的气焰，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不支持清丈黔省田亩的政策。

3、各方考虑的立场不同

面对清丈黔省田亩的争议，以邹一桂为代表的中央官员所考虑的立场是全国范围内有必要制作一份土地丈量的清单，每个地方都严格执行，而贵州地区所实行的“谷种”度量土地的方式非常混乱，容易引起纷争，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中央掌握地方的具体情况，便于统一的管理，而且对于从其他地区分配过来的流官来说，如果不了解整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那就难以让这些新来的官员把握和进行该地区的管理，不利于这些官员们的政绩考核。

而且除此之外如果将原本的贵州地区所实行的“谷种”度量转化为“清丈黔田”的话，则大大的方便政府官员的阅读、记录和监测。但以包祎永为代表的大部分地方官员认为的是丈量没有必要，因为贵州地区地形独特，丈量土地其实并不能为国家提供确切的土地信息，因为原本所实行的土地丈量制度与贵州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如果因为中央新实行“清丈黔田”而形成另外一个度量系统，在这种地形复杂，权属多变的情况下，并不能准确的反映土地的数量、权属状况。

而且丈量土地工程浩大，实行起来费时费力，这样不仅给国库增添运行经费的压力，而且还会侵占黔地农民的劳作时间，影响他们粮食的收成，因此地方认为此举事倍功半，持一个不支持的态度，这个就是这场争论会发生的原因。

“清丈黔省田亩”之争的影响：清朝政府是最终受益人

清丈黔田制度虽然最终以包祎永为代表赢得了胜利，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是清朝政府的让步，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为清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1、加强了中央对贵州地区的统治

放弃“清丈黔省田亩”的政策只是清政府一个暂时的退让，但是这种让步却成为来日后管控贵州地区的关键，因为它减少了贵州少数民族叛乱的几率，维护了这些土司的权益，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另外除了贵州地区少数名族居多这个因素之外，贵州地区地形独特，它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对西南地区的和平和军事防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南宋时期上就有蒙古铁骑从西南迂回西南，对南宋进行了包抄的前车之鉴，所以因地制宜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这种举措不仅巩固了国家的安定，而且还有利益民族融合和中原先进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同时减少了叛乱因素，均衡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维护了中央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权益。

2、有利于少数名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史料记载“厅境内无楠竹。乾隆三十四年，闽人黎理泰自福建上杭县携三芊竹种，今种者渐多。”在维系原有的耕作制度上，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在农业上获得理极大的丰收，并且还带动了地方的经济效益。还有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士君子秀而文，其氓勤而务本，人气多节，不异中州。文教丕振，风气和平，不喜争讼，乐于恬退”。这段史料说明了贵州的一些地区内地化特征明显，出现了水稻丰收的局面，这种直接作用于农民的益处，不仅帮助贵州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这个地区的人民更加拥护清朝政府的统治。

3、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

在没有进行这场争论之前，由于贵州地区地处西南，位置偏僻，因此大部分中央官员对贵州的具体情况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双方通过激烈的争论，让更多的人对这个原本被忽视对地区投入了更多的目光，一些中央官员甚至对贵州的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赤水河的水利工程和治理，都得益于人们对这个地区的了解，其实这场“辩论”如果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的话，反而推动贵州地区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地方。

总结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明智的君主往往能具备两种或者多种视角来看待问题，从“清丈黔省田亩”之争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国家的治理总能兼顾到中央和地方对利益，采取更多的灵活务实的政治策略，权衡利弊做出最有利的决定，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发展的眼光，才会是乾隆时期经济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此举不仅巩固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让西南地区的贫苦人民对他心悦诚服，还对后来的人们治理农业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可以说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

参考文献：

1.清代朝廷与府县的关系——以乾隆与正定府为中心的探究

2.《贵州通志.人物志》

3.论乾隆时期金川战役及对西南嘉绒地区的影响

4.《敢于为贵州直言的大吏》

5.乾隆时期对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法律治理

6.乾隆时期表彰农民典型

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