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风云际会，当年毛主席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先辈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就是这个概念。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的信念坚如磐石，可敬可佩。实际上，抛开那些传闻不说，在毛主席青少年时代，就有几个人预料他必成大器，将会改变中国的命运，都说过类似的话。

首先是毛主席的两位老师，说起这个话题，大家马上会想到杨昌济。其实对毛主席影响比较大的老师有好几位，比上学时的老师邹春培、李漱清、符定一，以及革命导师徐特立等人。

符定一慧眼识人

符定一是湖南衡山县人，字宇澄，号悔庵，清末举人出身，当过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和湖南师范学校校长。省立第一中学是符定一创办的，1912年该校招考新生时，毛泽东是考生之一。

起初毛泽东报考了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已经入学了。但是入学一个月后，觉得课程不好，就退学了，然后又报考省立第一中学。当时省立第一中学的国文考题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以国家大事为切入点，让考生们临场发挥。

入学考试结束后，学校一位老师一溜小跑，兴冲冲地闯进了校长室，挥舞着手中一张考卷，对校长说：“好文章啊，好文章，难得一见！”校长符定一接过考卷，先看了看考生名字，又仔细读章，也被吸引住了。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阐述了自己对教育强国的观点，洋洋洒洒，逻辑严谨且文采斐然，符定一读得入神，不觉站起身来，连声赞叹：“奇才！奇才！”

但他觉得十几岁的少年人可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说不定有人代笔，就让人找来毛泽东，要他当面再写一篇。于是毛泽东在校长室提笔疾书，又写了一篇，同样妙笔惊人。符定一大喜，和毛泽东交谈许久，让他一定入校学习。

从那时起，符定一就意识到毛泽东绝非等闲，前途不可估量。毛泽东入学后，符定一非常关心他的学习，经常给他讲解国学经典作品，也共论国事。师生二人过从甚密，情谊深厚。

见毛泽东喜爱历史，符定一又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御批通鉴辑览》送给了他，要他学习现代知识之余，多研究中古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教训。

1913年，符定一但当选了国会议员，移居北平，和毛泽东暂时分别了。几年后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远赴北平，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和符定一重逢。两人每次见面，符定一都会鼓励毛泽东为理想奋斗，还在经济上适当资助他。

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6000工人罢工游行，为工人争取到了权益，但触怒了湖南军阀赵恒惕，赵恒惕发出了秘密通缉令。后来毛泽东经长沙去广州时，被赵恒惕的手下找到了。刚好符定一回湖南省亲，听说此事，赶紧从中斡旋。他和赵恒惕有旧，好说歹说，以身家性命担保，总算让毛泽东脱离了险境。

符定一是预见毛主席必成大器的第一人。40年代后期，符定一曾被国民党拘捕，毛主席闻讯，立即设法把他救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会见恩师符定一，符定一也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献策。

杨昌济临终嘱托

1915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认识了又一位恩师杨昌济。杨昌济学富五车，名气很大，他也发现了毛主席的济世之才。起初两人交往不多，后来学校的一场风波拉近了他们的关系。

事情的起因是校长张干听从上级命令，要向全体学生额外收取10元学杂费，当时的10元不是小数目，学生们不愿交，毛泽东挺身而出，带领学生发起了“驱张运动”。校长很恼火，要开除毛泽东等十几个带头的学生。

但学校的老师们同情学生，杨昌济站在学生这边，反对学校收取学杂费。杨昌济在课堂上谈起这件事，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表示不能容忍校长为所欲为，将毛泽东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

随后杨昌济联络其他老师，发起罢课，迫使校方不得乱收费，不准随意开除学生。最终学生胜利了。毛泽东愈发敬佩杨昌济，经常在课后和同学们一起找他谈论国事。还有个学生蔡和森也是杨昌济很看重的人才。

杨昌济爱国思想强烈，鼓励学生们投身革命，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他的支持下，毛泽东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杨昌济还希望大家强健体魄，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点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毛泽东经常洗冷水澡、冬泳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当年毛泽东曾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写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教育界和文学界很多知名人士的关注，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对作者很感兴趣。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杨昌济的鼓励下完成的。

也正是杨昌济推荐毛泽东看《新青年》，毛泽东萌生了去北平看看的想法。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同学们赴法国勤工俭学，忙前忙后，同学们走了，他却选择了留在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和杨昌济保持着联络。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之女杨开慧恋爱，杨昌济表示支持。

杨昌济既是毛泽东的老师，又是他的岳父，关系更为密切。

但杨昌济1920年就病逝了，还不满50岁。杨昌济病重时，曾给好友章士钊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奇才，救国的希望就在他两人身上，称他们为“二子”，“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士，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惊闻恩师离世，悲痛万分，在挽联里写道，““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诗人朋友柳亚子

除了符定一和杨昌济，毛主席还有一位文人朋友柳亚子，也是很早就认定毛主席必成大事。熟悉毛主席诗词的朋友都知道，毛主席和柳亚子有不少诗文唱和，如毛主席的《七律

·

和柳亚子先生》有一个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柳亚子饱读诗书，在近现代很颇有名气，大毛主席10岁。辛亥革命后，柳亚子在临时总统府当过秘书，20年代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委。他和毛泽东是故交，在广州相识，很投缘。后来两人天各一方。

柳亚子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很关注报端的革命消息。听到毛泽东领导红军起义、搞土地运动时，柳亚子用笔名写了一首赞美诗，流传甚广，诗中称毛泽东和孙中山都是中国的列宁。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远在上海的柳亚子很高兴，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毛郎”指的就是毛泽东。柳亚子不光写诗声援毛泽东，还与共产党人恽代英联络，谋划行刺蒋介石。但这件事未能实施，还差点败露。

毛泽东看过柳亚子那两首诗，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写的，也很赞赏，对人说：“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了。”

战争年代毛主席和柳亚子一直无缘会面。直到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特意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了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时隔将近20年重遇故人，柳亚子激动得流泪，促膝长谈后，柳亚子当场赋诗一首赠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则把自己以前创作的《沁园春

·

雪》重写了一份送给柳亚子，柳亚子被这首词的恢弘气势折服，欷歔赞叹不已，说这是千古绝唱。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柳亚子交往密切，两人的诗文唱和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