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朝代史占据了四千年，夏代是中国进入历史时期的第一个王朝，这在我们中学课本里就有体现，记忆深处的那句“唐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还在耳边回荡，那么，在古史文献中的夏王朝是什么样的呢？

在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夏王朝，夏王和“商革夏命”的记载。譬如：

《尚书·甘誓》载：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暂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戳于社，予则孥戮汝。’”

《尚书·汤誓》是商汤伐夏桀时的誓辞，其中说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尚书·召诰》载召公的话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遗民时曾说：当初夏桀荒淫无度，触犯天怒，上帝“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尚书·多方》载周公称王命诏告诸侯，曾说道：夏桀昏庸残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

《尚书·立政》记录有周公对夏朝和商朝用人与理政方面经验、教训所作的总结。

《诗·大雅·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关于大禹和夏王朝的人物、史迹，在先秦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记载。譬如：关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夏王朝世系和年代，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国语·周语(上)》、《论语·为政》、《孟子·公孙丑(上)》、古本《竹书纪年》。

关于夏代都邑和夏人居地见于《逸周书·度邑解》、《左传·昭公元年》和《左传·定公四年》、《战国策·魏策》、《世本》、古本《竹书纪年》等。

关于“大禹治水”和“禹别九州”见于《尚书·禹贡》、《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四年》和《昭公元年》、《诗·商颂·长发》、《孟子》的《滕文公(上)》和《告子(下)》等。

关于夏启的故事见于《逸周书·史记解》、《左传·昭公四年》、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屈原的《高骚)、《天问》等篇。

关于商汤伐夏桀、夏桀亡国还见于《左传·昭公四年》和《昭公十一年》、《国语·晋语(一)》、《诗·商颂·长发》、古本《竹书纪年》、《墨子·非攻(下)》等。

上述先秦古籍，成书时间最晚是东周时期，其中，《尚书》的《甘誓》、《汤誓》、(召塔)、《多士》、《多方》、《立政》和《诗经·大雅·荡》等，分别是夏代、商代和西周早期流传、记录下来的王室文献，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的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但是其基本史实应该是可信的。传宋代宜和年间临溜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极夷乃宋楼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虩虩成唐，又严在密所，專受天命，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誉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指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在《史记·股本纪》中，司马迁写下了商王朝的世系表(包括建立王朝前的十四代)，这个世系表是否可靠，从前无可验证，1917年王国维根据安阳股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记我，证明这个商王世系表是基本可靠的。因此，王国维说：“由此观之，则《史记)进有一代世系，以卜醉证之，虽不免小有殊我，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想之《世本》全是实朵”，并认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王氏之说卓有见地，得到了绝大多教国学研究者的赞问。殷墟卜辞所记商汤以前之先王及其辅臣中，有的就是夏代的人物，譬如伊尹，春秋铜器叔夷钟铭文、《国语·晋语》、《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本味篇》及《吕氏春秋·慎大览》等说他是有莘氏女之媵臣，协助商汤灭夏，立了大功。而据殷墟卜辞记载，后世商王室不断地隆重祭祀伊尹。由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的相合，更可证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考古学上去探讨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其最终目的，是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要根据，并结合文献记载，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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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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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引《诗》则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2、《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后汉书·东爽传》注、《文选·六代论》注、《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

3、《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霍条注引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

4、《水经注·巨洋水》转引薛瓒《汉书集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夏本纪》正义转引自臣瓒，《史记·周本纪》正义、《太平御览》卷82引。

5、《晋书·束皙传》引《纪年》。

6、《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艺文类聚》卷83、《文选·东京赋)注及《太平御览》卷82、135、880引。

7、经学者研究认为，《甘誓》确系夏人相传之祖训(见顾演刚、刘起轩：《《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8、《大戴礼记》中有《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礼记·礼运》载，孔子在杞“得夏时焉”，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日本学者能田忠亮管发现《夏小正》中的大部分天象是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见能田忠亮：《夏小正星象论》，《东方学报》第13册之二，第130页，1942年)。我国学者潘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测算《夏小正》星象的大部分记事的年代与夏王朝纪年范围相合，因而认为：《夏小正》的成书虽然在东周时期，然而其中记录的天象资料却是夏代的(见潘置：《中国恒星观测史》第6～8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9、王黻等：《博古图》第22卷，明嘉靖七年(1528年)蒋晹翻刻元至大重修本。

1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232-235，录文244~249，考释203~20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12、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