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家？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方式。甚至，回答方式本身就在塑造着人们对不同国家的认同感。

当前一种非常流行的思路是，否认历史传承对于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强调个体的认同是赋予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在这种国家叙事中，过去仅仅是毫无价值的历史“包袱”，是阻碍一个人寻找真正自我的障碍。

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厌弃，跟最近流行的对所谓“原生家庭”的抱怨有着相似的逻辑：似乎一个人遭遇的所有不幸，所有挫折都是来自陈旧的过去，来自腐朽的且不懂事理的“长辈”。

它引诱着一个人抛弃一切血缘、地缘、文化关系，冲进仿佛象征着新生的异国他乡。

显然，这种国家叙事极其有利于当今美国所塑造的世界秩序。

但是，当我们将考察对象转向美国时，却发现美国人对自己的建国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长期以来，美国的开国元勋在美国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留下的文本被人们像圣经一样逐字解读，并被奉为治国理政的永恒真理。

这种朝圣的态度反过来又让美国早期的建国历史充满了神秘的“创世色彩”和不切实际的美化。

无数知识分子将这段历史描绘成一群理想主义者怀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坚定信念，要建立一个没有等级之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理想家园。

尽管这些美国国父们的黑人奴隶并不同意这种描述，但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这些毫无学识和教养的人的意见是无关轻重的，或者这小小的瑕疵相比于美国后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然而，这不过是后人编织的“现代神话”，跟《史记》记载高祖刘邦在芒砀山醉斩白蛇，从此天命所归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些神话背后，真正推动历史齿轮转动的是既不浪漫，甚至还充满了各种窘迫的社会经济因素。

从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到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第一任美国总统，美国度过了一段没有总统、而且几乎不存在一个全国性政府的特殊时期。

按照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段没有政府的时期才应该是美国的黄金岁月。然而，在实践中，美国人很快便抛弃了这种做法，开始寻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第一章联邦集权

1787年1月，马萨诸塞州的军械库遭到了叛军袭击。

叛军的首领丹尼尔·谢斯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老兵，曾经在乔治·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中担任连长。

然而，当他脱下军服回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乡后，却发现自己家已经欠下了还不清的债务。

实际上，当地的许多退伍老兵都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本来，他们在服役期间可以得到一笔津贴，用来偿还债务。但是，战争期间，美国向国内的商人和外国政府借了许多债务，无力支付老兵的饷银。

就这样，这些刚刚在战场上为了国家独立战斗了数年的退伍军人，发现自己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的命运。

更加糟糕的是，马萨诸塞州州政府还要征收额外的财产税，来支付欠商人的债务。

结果，当地的农户发现，本来就是为了不向英国政府缴税才发起了战争，但是战争胜利后，自己身上的税赋反而更重了。

走投无路的谢斯发挥了他在大陆军学会的唯一事情：战斗。谢斯联络当地的退伍老兵和破产农民组成了民兵队伍，进行抗税活动，要求州政府实施债务减免。

不过，州政府减免农户的债务，就要损害富商的利益。而州长鲍登正是这些富商之一，手里握有州政府大约3000英镑的欠条。

随后，鲍登联合当地125位富商，召集了大约3000名私兵，强力镇压了谢斯的叛乱。

然而，这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给美国的富商和大庄园主敲响了警钟。

当时，美国并没有一个典型的全国性政府。代表美国的唯一机构是大陆会议，而且权力非常有限。

例如，对于招募军队和征税问题，大陆会议需要向州议会提出正式申请。州议会则可以而且经常拒绝其请求。

大陆会议下属没有独立的行政部门。整个国家的实权大都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此时的美国仅能算作一个“州政府联盟”，而所谓的盟主，仅仅是负责召集和管理议程的会议主持人（president）。

在国际上，大陆会议任命的官员也缺少权威，因为他做出的决定代表不了国家的意志，经常被各州推翻。

1784年，大陆会议任命亚当斯为美国驻伦敦大使，负责解决与英国的外交纠纷。但是，亚当斯在英国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因为伦敦方面始终不明白，他是代表整个国家，还是13个不同的州。

在整个1780年代，英国政府也一直拒绝向美国派遣大使。

当然，这些仅仅是次要因素。真正推动美国的精英阶层渴望建立一个集权政府的最迫切原因是债务问题。

马萨诸塞州的谢斯起义，让美国的富商和大庄园主们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危机。他们在独立战争时期，给大陆会议借了很多债务。

然而，战争结束后，大陆会议在国内外债台高筑，根本无力偿还，也无权征税，只能求助于州政府。

各州政府一方面自己也有债务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失去了英帝国体系的内部权利遭遇了连年的经济萧条，无力支援中央政府。

无法收回欠款的危机深深地刺激了美国精英阶层。谢斯的起义又让他们感受到了切身的安全威胁。

独立战争结束之初，出于对向英国政府缴税的本能厌恶，殖民地的富商和大庄园主们幻想着一个没有管制，没有征税的美好国度，纷纷拒绝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

然而，仅仅过了6年，他们便彻底改变了想法，转而对这个虚弱无能的中央政府表示极度不满，要求重新制定规则，建立一个有所作为的新政府。

这一要求催生出了美国历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制宪会议。

第二章制宪会议

1787年初，谢斯起义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乔治·华盛顿非常焦急，随即决定响应“大政府主义者”的号召，前往费城参与制宪会议。

而华盛顿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他从谢斯起义中看到了更大的危险。

实际上，早在四年前，

大陆军的军官们就曾经策划过一次更高级别的叛乱。

1783年3月10日，驻扎在纽堡营地的大陆军召集了一次军官会议。约翰·阿姆斯特朗少校在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颇具煽动性的讲话，要求国会按照协议向军队支付薪酬，并发出威胁，

如果国会拒绝，就将实施军事接管，甚至组建军政府。

而这位约翰·阿姆斯特朗少校正是在独立战争中与华盛顿齐名的霍雷肖·盖茨将军的副官。

闻听消息的华盛顿出现在了5天后的第二次军官集会上，言辞恳切地请求军官们放弃了政变计划。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一次“军事政变”，华盛顿对于谢斯起义的反应要敏感得多：上层军官们的野心很可能会再次被躁动的底层点燃，酝酿出更大的危机。

同时，美国社会的许多阶层也从不同方面，对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提出了要求。

各大城镇的商人和行会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商业政策，代替13个州形式各异的规定。

土地投资者和大庄园主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彻底清除西部边境的“印第安人威胁”。

证券投资商和大资产者希望政府能够以国家的名义提供信贷担保，并且保护他们的资产免受暴民的威胁。

美国独立早期，这些诉求只是零星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群体，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

当“谢斯叛乱”的消息传开，大资产者的神经被触动了。上层精英们的行动很快便促成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1787年5月，制宪会议在费城议会大厅举行。

除罗德岛外，一共有12个州的55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对于如何创建一个国家这样的任务来说，显得十分年轻。

不过，按当时美国社会的标准衡量，他们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这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制宪会议很像一次近代版的古罗马贵族会议。

从内容上看，代表们关心的议题跟古罗马的贵族也非常相似。正如其中一位代表提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民主带来的“动荡和愚昧”。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代表们觉得美国的政治有些“过于民主”了，应该设法控制“冲动、愚昧”的民众带来的影响，建立起更稳定的秩序。

显然，代表们得出了跟2000年前的罗马贵族们一致的结论，认为“过度的民主”就会演变成“民粹主义”。

而谢斯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民粹主义者”。

经过4个月的讨论，一种带有浓厚的贵族共和制色彩的“民主制度”被建立起来了，其中规定国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人民。

然而，对于什么是“人民”，宪法却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于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人”的定义权就成了限制“民主”走向“民粹”的关键。

当时，代表们的共识是，“人”是指健全独立的财产拥有者。因此，依附于奴隶主的黑奴自然不算“人民”中的一员，妇女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也不算，以及那些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无法“独立思考”的愚昧者当然也不算。

实际上，在这场耗时几个月的大讨论中，有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如何计算各州的人数，来确定该州的众议员数量和缴税额度。

所有代表都一致同意，奴隶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但是，当计算各州议员数量时，拥有大量永久性奴隶的州又希望将奴隶算作人口，这样就可以增加本州的议员名额，扩大在众议院的影响力。

同时，当新政府要根据各州人数确定缴税额度时，这些州又希望将奴隶视作财产，这样就可以向中央少缴人头税。

最终，各州达成了妥协，形成了著名的“五分之三”原则，即每名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个人。

随着宪法文本的确定，精英们开始按照约定建立一个真正的“美国政府”。

1789年2月4日，在独立战争结束后6年，华盛顿当选了第一任美国总统。但是，再精确的语言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也会变得含义模糊，宪法文本也是如此。

随着总统府、议会、大法院等机构的人员陆续就位，真正的权力斗争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党派政治

在宪法刚刚实施的前12年中，美国呈现出了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

冲突方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实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一派主要代表大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自称为联邦党人，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美国社会应该继续保持以乡村和农业为主；相应地，联邦政府应该将大部分权力留给地方，实行充分的乡村自治。这一派被称作“民主共和党”，由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领导。

总统华盛顿受到纽堡政变和谢斯叛乱的影响，认同联邦党人的主张，赞成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

由于华盛顿的个人威望，联邦党人在政府中占据了上风。联邦党人的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实质上成为华盛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这位年仅32岁的财政部长，精通罗马贵族的共和思想，根本不相信共和党人朴素的乡村民主道路。

他认为有效且良好的统治必须得到权贵的支持，而要赢得这种支持就必须与上等阶层分享利益。

为此，汉密尔顿敏锐地察觉到，应该从国家的债务问题入手，将权贵的利益与国家绑定起来。

汉密尔顿提出联邦政府应该主动接手独立战争期间欠富商们的债务，而且还要足额、定期支付利息。

但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打算还清这些债务，反而计划创立一个庞大的永续国债，一边偿还旧的债务，一边发行新的债券。

如此一来，富商就成为了国家的债权人，他们的利益就跟政府的兴衰之间建立起了永久的利益关系，国家才会稳固起来。

但是，要想富商们积极购买国债，就必须建立起他们对国家财政的信心。因此，汉密尔顿接下来建议成立了美国第一银行和铸币厂，并计划对威士忌等产品征收消费税，改善联邦政府财政状况。

由于威士忌的主要消费群体在农村，增税计划一度引起了农村地区的强烈抵制，史称“威士忌叛乱”。

同时，汉密尔顿还强烈驳斥了“政府不干涉主义”，认为应该设置“保护性关税”，并且向企业授予政府信贷，帮助国内幼稚的工业发展壮大。

可以看出，汉密尔顿的一连串政策具有非常鲜明的内在一致性。从加强政府对金融的管控，到从乡村征税，再到向企业提供信贷和政策支持，汉密尔顿的思路强烈地偏向于发展城市和工商业。

这激起了农场主的利益代表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不满。他们支持以美国农村为基础以及由州民兵保护的强大州政府，而不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他们谴责汉密尔顿既不民主，对共和主义也不够忠诚，反而效仿腐败的英国君主制，对城市、商业和银行业过于友好。

实际上，两派都同意建立一个“贵族共和制”的国家，但是他们对其中“贵族”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认为，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应该是由富商、企业主、银行家组成的城市贵族，而杰斐逊等则认为应该是由农场主和乡绅们组成的农村贵族。

这种分歧导致了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

很快，随着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并拒绝再次连任，两个党派为了争夺总统之位，冲突达到了白热化。

尽管联邦党人在华盛顿时期掌握了主导权，并且在加强联邦政府集权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并没有确保他们继续主宰美国政坛

；相反，正是这些成就引发了分裂，导致权倾一时的联邦党人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