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场可谓是政治生态的缩影，既有专职的常规官员，又有一些级别很高但不占朝廷编制的特殊职务。这些特殊的兼职官员虽然名义上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但实则掌控了更为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比如负责皇帝仪仗的銮仪卫大臣，既无实权但地位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再比如掌管国家人才库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实为名门权贵垄断的高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不占编制却拥有巨大权力的兼职呢？它们又是如何产生并运作的呢？

一、身份特殊的＂双肩挑＂式官员

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总督级兼任巡抚提督，虽然名头上听起来很不起眼，但实际上是清朝上层权力的核心。他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官员身兼数职，权力集中。

先说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翰林院作为国家的人才库，掌院学士理当是掌管全局的最高长官。但在清代，掌院学士从来不设实缺，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兼任。比如乾隆年间曾有大学士陈廷敬、张廷玉等名流出任掌院学士一职。

这种安排看似有利于上下级的沟通衔接，实则却是皇帝刻意将翰林院的控制权收归内阁。内阁学士作为帝王心腹，若兼掌翰林，自然就能左右人事安排，对文臣施加影响。有了内阁的掌控，翰林院就很难保持独立性和中立地位了。

再看总督级别的大员兼任巡抚和提督。按理说，总督只是军事最高长官，不应过多插手民政事务。但若同时兼任巡抚和提督，其权力就远非仅止于军事那么简单了。

比如四川总督就是四川巡抚和提督的兼职。一手掌管全省军队，一手掌管全省民政，可谓是无所不权。四川作为西南重镇，地处偏远，总督级兼职的权力就更为集中。即便是在京师，直隆总督亦有此等兼职特权，可见中央对他们的信任有多深。

很多总督虽然名义上只管军务，但一旦授命兼任巡抚提督，其权力就等同于将一省治理大权都揽于股掌之中了。所以这种＂双肩挑＂式的特殊兼职，无疑是清廷对某些大员的超级信任和反映。

二、＂虚级实权＂的外交权力掌控者

论及清代兼任大权的权力职位，南北洋大臣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职务，实则掌控着国家对外通商的大权。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局势变化。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不得不开放沿海通商口岸。管理通商贸易事务，就成为了一项新的重大课题。

两江总督作为长江流域的最高统帅，自然被委以南洋大臣一职，全权负责南方通商口岸的管理。直隆总督作为京师近卫，亦被授予北洋大臣衔，权力辐射直至北方沿海。

表面上看，南北洋大臣的职能似乎只是管理通商口岸的贸易事务。但实际上，他们掌控的是国家的对外大权，影响力远非表面那么简单。

以林则徐为例，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曾兼任南洋大臣。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硬闯虎门，他亲自督阵固守虎门，与英军遭遇激烈交火。可见南洋大臣实则是对外军事的最高统帅。

再如咸丰年间的耆卿大臣慎菴，他本是两江总督，但由于兼任南洋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掌管战事，更是与英使公使艾约翰谈判的首席代表。

耆卿大臣与英方谈判时咄咄逼人，对英使的无理要求不予理睬，态度十分强硬。种种举措可见其作为南洋大臣对外事务的主导权之大。

北洋大臣虽非沿海前线，但因管辖通商重镇天津，其职权同样不可小觑。像曾国藩被委为北洋大臣后，就主导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京师的防御工作。

总的来说，南北洋大臣名虽不显，但权力极大，对内对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它们的存在，才维护了清廷在通商口岸崩溃前的最后国家尊严。

三、体现清朝民族政策的权力分配

在清代这些不占编制但权力巨大的兼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对于满蒙汉民族政策的一些体现。比如銮仪卫大臣和＂礼部侍郎＂这两个职位，就极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分工和权力分配。

先说銮仪卫大臣一职。銮仪卫原是一个仪仗机构，负责皇帝的出行安全和仪仗佩戴。其大臣的级别虽然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但实权却很有限。因此，清廷从未以专任的方式委任汉臣担任此职。

相反，銮仪卫大臣一职完全是由皇亲国戚和蒙古贵族垄断的。比如说在乾隆年间，曾有多位亲王出任銮仪卫大臣，如载沣、善耆、浚贤等。蒙古也有诸如博穆贝子等人兼任银长陆永。

这种安排其实就是体现了清朝对满蒙民族的一种恩惠。虽然實权有限，但銮仪卫大臣毕竟是正一品武职，品级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让皇亲国戚和蒙古贵族垄断这一职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拥有了更多的荣誉和地位。

再看＂礼部侍郎＂一职。这个职位的诞生，则反映了清朝对汉臣地位的一种限制。按理说礼部侍郎应该是一个正经的礼部职位，但在清代，真正的礼部侍郎只不过是满汉八大臣之一。

而所谓＂礼部侍郎＂，实际上只是内阁学士的一个兼职头衔。也就是说，当时的皇帝为了提高内阁学士的级别，才给他们冠以＂礼部侍郎＂的虚衔。

这种安排有利有弊。一方面内阁学士的级别因此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汉臣在清朝的顶级权力机构中很难拥有实权。汉臣无论多优秀，终究也只是停留在＂礼部侍郎＂这种虚级上。

总的来说，銮仪卫大臣和＂礼部侍郎＂这两个虚级实权的兼职，折射出清朝对不同民族的权力分配和倾斜。满蒙民族获得了很多虚衔上的恩惠，而汉臣则被有意压制了政治地位。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清朝民族政策的一个写照。

四、官场斗争的反映与延伸

在清代这些不占编制但实权超群的兼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官场权力斗争的一些反映和延伸。比如说总督兼任巡抚提督一职，就是皇帝对总督实力的一种权力垄断；而左副都御史的品级被低于六部侍郎，也折射出当时的阶级矛盾。

首先说总督兼任巡抚提督一职。按理说，总督是个单纯的军职，不该过多插手地方民政。但自康熙朝开始，就有不少总督被授命兼任巡抚和提督，掌控了一省之内的军政大权。

比如四川总督就兼任四川巡抚和提督一职，手中权力集中了全省军政系统。这其实是皇帝对四川总督的一种权力加持，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在偏远之地无后顾之忧。

再看京师重地的直隆总督，他们虽然平日听命于内阁，但一旦兼任巡抚提督，其权力等同于把整个京畿的大权都集中到个人手里了。这种权力的垄断，无疑是皇帝为了防范内乱和谋反而做的安排。

另一方面，左副都御史品级偏低，也反映了朝野斗争的一种妥协。按理说左副都御史作为左都御史的副手，地位应该等同于六部侍郎。但实际上左副都御史只是个正三品衔，还略低于六部侍郎。

这种安排其实是朝野权力斗争的结果。都察院作为朝廷的监察机构，与文武大臣常有矛盾。如果左副都御史品级等同于侍郎，那他们的权力就太大了，很容易压过大臣。

为了不引起朝野对垒，清廷只好以低品级来限制左副都御史的权力。虽然在官场上，左副都御史被尊称为＂大三品＂，但实权终究比不上六部侍郎。

当然，这种矮化左副都御史的做法，也无疑加剧了都察院与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都察院权力受限，但另一方面文武大臣又要防范监察。这就像当年汉武帝＂无恙之恙＂一般，注定了矛盾的持续存在。

总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兼职安排，其实折射出了清代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它们是朝野权力的一种妥协，也是皇权垄断力量的一种反映。

五、繁文缛节下的别样角色

在清朝这些不占编制的兼职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别具特色的角色。它们或许微不足道，但又因权力地位的特殊性而格外引人注目。比如礼部侍郎，本是一个虚衔，但地位却等同于文翰；再比如管理皇陵的太仆寺卿，虽然不占实缺但同样分内外职，权责相当不菲。

先说礼部侍郎一职。在清代，这个头衔实际上只是内阁学士的虚衔。也就是说，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们只不过是借用礼部侍郎的身份头衔而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礼部官员。

但即便如此，礼部侍郎这一虚衔也让内阁大学士获得了一个相当不菲的政治地位。按照礼部侍郎的级别，他们理应与文翰一样，被列为正二品顾命大臣。

更重要的是，内阁大学士因此获得了入阁面圣的特权。在清代，只有这些＂侍郎＂级别的大臣，才有资格每日在内阁会见皇帝，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可见，虽然是一个虚衔，但礼部侍郎这个头衔依然让内阁大学士获得了极高的政治级别和实权。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正是清廷用以壮大内阁权力的一个体现。

再看太仆寺卿一职。太仆寺掌管着皇陵的建造和管理，这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理应由正经的正二品大员出任太仆寺卿，但在清代，这一职位却成了閒职。

太仆寺卿不再由正经官员担任，而是由外任的太监充当。不过，即便如此，太仆寺卿的权力也绝不简单，因为它们分为内外两职。

内任太仆寺卿主管皇陵的规划和兴建，属于繁重的工程性质；外任太仆寺卿则负责对已建成的皇陵实行管理和维护。两者职责分工明确，构成一种内外呼应的格局。

这样的分工体现了清廷对皇陵事务的高度重视。不仅要精心策划和施工，更要对己建成的陵寝实施悉心管理，以确保万世基业永垂不朽。

因此，尽管太仆寺卿不属于常规编制，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在皇家陵寝这一核心问题上，清廷必然是一丝不苟，决不能手软。这种用心和谨慎，正是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兼职背后所折射出的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