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两岸人杰辈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先后走出了两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与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对同乡曾国藩推崇备至，＂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便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从湘乡会馆到第一师范，从杨昌济的课堂到《曾国藩家书》的研读，年轻的毛泽东深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然而，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很少再提及这位昔日推崇的湘乡先贤。这种态度转变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演变？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湘江流域历来人杰地灵，曾国藩出生于湘乡县城西北，而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与之仅隔一座山。两位历史人物虽相差近一个世纪，却因这方水土结下不解之缘。

道光年间，曾国藩就曾预见湖南学子必将崛起，而他本人正是从这片土地上脱颖而出的杰出代表。在他步入仕途后，湘乡的读书之风更加鼎盛，为后来的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

1910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经历六年私塾教育后，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学徒，但求知若渴的毛泽东却将目光投向了新式学堂。

通过表兄文运昌的引荐，毛泽东得以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为了说服固执的父亲，他联合家中长辈和私塾先生一同劝说，最终如愿以偿。

在东山学堂的求学时光，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通过文运昌接触到进步思想，与同窗萧三相识，并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一年后，毛泽东与萧三一同考入长沙湘乡中学。但求知若渴的他很快就觉得学校课程无法满足需求，于是毅然加入湖南新军，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1912年，脱离军队的毛泽东选择栖身价格低廉的湘乡会馆。这半年的时光，让他与更多湘乡同乡密切接触，也使他对曾国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此期间，外祖父家的读书人对毛泽东影响深远。湘乡人特有的文化自豪感和对曾国藩的崇敬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的毛泽东。

进入湖南师范后，杨昌济教授的伦理学课程为毛泽东开启了新的认知维度。杨昌济多次在课堂上论述曾国藩的修身哲学，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笔记中留下了大量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当时的课堂笔记中，关于修身的记录多达七十余条，其中直接引用曾国藩言论的就有七条之多，充分体现了他对曾国藩思想的关注程度。

潜心研读推崇先贤

湖南师范学校时期，毛泽东开始系统接触曾国藩的著作。在这所享誉三湘的学府中，他不仅研读了《曾国藩家书》，还广泛涉猎了曾国藩推崇的经典著作。

《曾国藩家书》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处世为人的重要指南。毛泽东通过这部著作，深入了解了曾国藩的为政之道和处事哲学。

杨昌济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始终期待能在学生中培养出像曾国藩那样的＂济世英才＂。

在杨昌济的引导下，毛泽东将曾国藩和梁启超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段时期，他的言谈举止中经常能看到模仿曾国藩的痕迹。

1917年的夏天，毛泽东写下了一封意义重大的信件。在这封致黎锦熙先生的信中，他坦言对曾国藩的钦佩之情。

信中特别提到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役，认为这是一次＂完满无缺＂的军事行动。这种评价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高度认同。

在与友人的交流中，毛泽东常常探讨曾国藩的成败得失。他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源于两个方面：深厚的学问修养和独特的人才统御之术。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将＂修身研学＂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与曾国藩探索＂大本大源＂的思路不谋而合。

在分析历史人物时，毛泽东将曾国藩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做对比。他特别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

通过深入研究，毛泽东认为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善于处理政务的官员，更是一个具有传道使命的文化人。这种评价体现了他对曾国藩全方位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深刻的治世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大事的处理上，更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

对于曾国藩提出的＂大本大源＂理论，当时的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这种重视思想教育的观点，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嬗变破除迷信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这股新思潮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认知之窗。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历史事件。

1926年，在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他指出，这场运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在他看来，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扮演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极少提及曾国藩。即便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不得不谈及这段历史，也仅仅将曾国藩定位为地主阶级的代表。

延安时期，一些干部提出阅读《曾国藩家书》的建议。对此，刘伯承给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评价：曾国藩其人不可取，但其言论中仍有可借鉴之处。

这种评价反映了党内高级干部对曾国藩的普遍看法。它既不完全否定曾国藩的思想价值，也不盲目推崇其历史地位。

到了1969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曾国藩做出了全面评价。他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这个评价准确定位了曾国藩的阶级属性。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近代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普遍推崇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然而这种推崇建立在对其政治立场缺乏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

对于曾国藩在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给出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在多个领域都留下了深远影响。

这种观点的转变，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他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单纯推崇曾国藩，而是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

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他既看到了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也承认其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贡献。

史学客观评说前贤

毛泽东晚年的谈话中，对曾国藩的评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阶级立场，而是从多个维度展开了全面分析。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在政治上效忠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但在文化层面，他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出了多重身份的复杂性。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和带兵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关键在于其中蕴含的基础性思维方式。这些思想既有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包含了曾国藩独特的＂本源＂理念。

然而，曾国藩思想中的封建性质限制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他虽然提出了＂本源＂思想，却未能将其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在清朝末年的动荡中，曾国藩做出了特殊的选择。他率先提出变革，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又始终坚持传统文化立场。

这种矛盾的选择，导致曾国藩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革新派。他的努力最终局限于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未能走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毛泽东开始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曾国藩。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示了曾国藩多重身份背后的历史真相。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曾国藩的争议，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曾国藩的复杂性源于其多重身份的交织：既是地主阶级领袖，又是晚清重臣；既是湘军统帅，又是文化学者。

这些身份之间相互影响，既有促进也有制约。它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制度。

1967年，毛泽东针对范文澜《中国通史》中关于曾国藩的评价提出了新的思考。他派女儿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范文澜，表达了重新审视曾国藩历史地位的愿望。

这一举动表明，即便在晚年，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他希望能够给予这位历史人物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

这种态度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他既不因个人早期的推崇而放弃批判，也不因政治立场的对立而完全否定曾国藩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