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呈现出一副百废待兴的模样。

市长的办公楼外，一个五十来岁的落魄男子正和门口的解放军交涉着，表示自己要见陈毅将军。

站岗士兵立即进去通知市长陈毅，陈毅得知后立马出来，见到门口这人后，陈毅愣了一小会儿，然后立即露出笑容，开口问道：老朋友，这些年过得好吗？

来人见陈毅将军竟还记得自己，十分激动的说将军竟还记得我？

陈毅将军笑了笑，打趣道：大余县长彭育英先生，我怎么可能忘掉您？

没错，此人名叫彭育英，是解放前国民党的一位县长，也是陈毅的故交！

那么，彭育英和陈毅之间都有着什么样的交情？此次前来，又所谓何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结缘于国难之际

十大元帅中，陈毅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参加万里长征的，因为陈毅在长征前的战斗中受伤，因此转移到了赣粤边区的一支队伍中。

联合项英等人，陈毅将这支部队打造成了专门在赣粤边区打游击的红军部队，尽管和大部队远离，但是陈毅却没有丝毫气馁。

陈毅对红军将士们说：我们现在在上山打游击，是蒋委员长逼我们上山的，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下山。

就这样，陈毅开始了数年的游击战生涯。

早期，国民党部队曾派重兵在赣粤边区附近围剿这支游击队，但是陈毅巧妙利用地形地势，多次躲过敌军围剿，还能从他们手上获取物资。

见屡次进攻毫无效果之后，国民党便换了一方式，“只包围，不进攻“，就打算将他们围困在山里，使其耗尽物资，不战而降。

国民党显然是低估了陈毅以及红军的意志力，哪怕是挖树根，嚼树叶，也没有向国民党部队投降。

长此以往，国民党再次更换策略，即“招抚”，意欲将这支游击队招入国民党旗下，可无论如何威逼利诱，陈毅以及战士们的立场十分坚定，丝毫没有些许动摇。

所以，陈毅一直以来都是绝对敌视大余县城周边国民党部队的，直到局势的变化，以及彭育英的出现。

1937年9月的一个夜晚，大余县外百里油山之中，有一个小棚子，棚子里点着微弱暗淡的桐油灯，陈毅在灯下正专心致志地写着一封信。

许久过后，陈毅才满意地将信纸装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大余县城政府彭育英县长亲启”的字样。

写下这封信，陈毅做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大余县城正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县长彭育英也是国民党的一员。

彭育英是何人？1893年生于江西，之后曾前往日本留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回国后便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活跃于江西政界。

几年后，彭育英逐渐受到时任江西省委主席熊市辉的赏识，于1939年开始担任大余县城的县长。

对于这位县长，大余当地百姓一改往日对国民党官员的嫌弃，反倒是百般夸赞。

彭育英来到大余后，兴建学校，热衷教育，让大余当地很多小孩有学上，同时又大修铁路，桥梁，修建医院，收获了一片好评。

反倒是国民党大行其道的“剿共“事业，却是彭育英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一是若是花大力气去围剿山里的红军，将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如拿来建设大余县城，反而更能造福百姓。

再者，陈毅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属实是移动能力强，善于打迂回战，国军基本拿他们毫无办法。

在彭育英看来，所谓的围剿红军几乎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当然，最关键的是红军队伍起码表现出来的爱民气质是国民党部队无法比拟的。

大余来了一个彭县长，消息自然很快传到了山里陈毅的耳中，这位县长热衷教育和公益，更关键的是他对“剿共”毫无积极性，这让陈毅来了兴趣。

当然，仅仅彭育英一人是不可能吸引陈毅部队下山的，可局势的瞬息万变，是所有人未曾想到的。

仅仅几个月后，西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经过多方交涉后，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国共也即将迎来第二次合作。

然而，这则震惊全国的消息，却没能传入大余县城的油山地区，陈毅还在艰难地和国军对峙。

终于，大余打出了“谈判停战，一致对外“的旗号，可陈毅始终怀疑这是敌人的阴谋，毕竟之前也曾被骗下山并造成巨大损失，所以陈毅始终非常谨慎。

直到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消息正式传入部队中，陈毅这才了解了当下时局，也开始正视大余县城的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一开始国民党对于停战谈判的说法是“招抚余匪”，彭育英立马将口号改为“团结友党”，又让山中陈毅部好感倍增。

1937年8月，中共赣粤边特为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旨在联合国民党部队共同抗日。

彭育英知道如今正是合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亲自请来了周边几个县城的县长，一同发表了《告中共同志书》，希望陈毅等人能够来进行谈判。

陈毅立即召开重要会议，并和大家统一了同意合作的意见，于是，陈毅亲自写信派人送给彭育英，同意双方谈判。

彭育英立马回信，信中希望双方于同年九月五日在附近的钟鼓岩共同会谈。

陈毅和彭育英的互相回信，是二人于国家危难之际结下友谊的象征，更是国共两党统一抗日战线的缩影。

竭力合作，以礼相待

钟鼓岩距离大余县城三十余里，是这附近的一处名胜，在山下，有一座建造于唐朝的“洞真观”，而这，就是彭育英和陈毅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约定当天，彭育英带着几名秘书和公务员来到了洞真观，并开始坐在观中等待陈毅的到来，不过，彭育英还不敢肯定陈毅是否会亲自到来。

少顷，前方出现一个撑着油伞的人缓步走来，他的身旁跟着几名红军。

彭育英起身观察，此人身材高大，穿一双破旧草鞋，但是面色不凡，彭育英拱手鞠了一躬，彭育英表示恭候多时。

陈毅抱拳回应：彭县长，久仰久仰，我是游击队的老陈！

显然，陈毅亲自前来就已经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了，彭育英顿时有了些喜意，今天的谈判应该是大概率能成。

彭育英赶紧将陈毅几人迎进大殿坐下，并亲自为他倒了一碗茶，二人一阵寒暄过后，也正式开始了谈话的主题。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谈话氛围倒是十分融洽，直到太阳西斜，双方才结束谈话，并且约好几天后在池江县城开启正式谈判。

临别前，陈毅表示希望双方互相都能做好准备，彭育英则是鞠躬回应，等自己回县城后，一定着手准备。

当天晚上，陈毅便将谈判结果和项英说明，红军战士们均是开心无比，彭育英也在回县城后立即上报情况。

同月八日，在池江，陈毅再次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不过这次代表并不是彭育英，因为他忙于其余事务并没有前来参与谈判。

这次谈判后，基本宣告了陈毅部将下山与国民党达成合作关系，归途中，陈毅更是情不自禁哼出“十年战争后，国共合作又”。

同年九月十日，陈毅带着几名红军战士，正式下山前往大余县城。

几年前陈毅就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请自己下山，果然预言成真。

进城时，陈毅和几名战士受到了大余县城各界人士夹道欢迎，这又不禁让陈毅回想起前几次进入大余县城的场景。

没错，这其实已经是陈毅第四次来到大余县城了。

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陈毅和朱德曾在此地整理残部；第二次则是和毛主席等人一同从井冈山突围至此；第三次则是年初来秘密购买物资，却差点被国民党活捉。

终于这第四次的时候，情况大为改观，前来迎接之人，就有彭育英。

陈毅老远就看到了彭育英迫切的面容，赶忙走过去与其握手寒暄。

彭育英见陈毅脚上长了很多疥疮，于是亲自安排他住进县里面最好的医院，还特地要求医术高明的院长为其治疗。

陈毅为此十分感激，之后彭育英更是费尽心思购来了治疗疥疮的“六0六”，更是让陈毅道谢不尽。

当然，国民党里并不是都和彭育英这样开明，相反，像彭育英这般和红军平等谈判且积极提供帮助的，只是国民党中的少数。

当天，大余县的一个国民党特派员便在《大余日报》中发表文章，文中称陈毅部红军为“匪”，并说“油山共匪投诚”。

陈毅得知后，自然是生气无比，彭育英也得到了消息，先是立马赶到医院和陈毅道歉，然后向其承诺：这一定是县里特派员干的，我保证会立即让他们改正。

果然，第二天的报纸立马变成了“油山友党下山接洽抗日事宜”。

彭育英的所作所为，陈毅是看在眼里的，他不仅对自己十分关心，对于和中共的关系，他也非常注重，这样的人，正是中共的朋友。

同月十一日，陈毅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赣州，在那里，他将和更高级别的国民党军官代表洽谈，此次彭育英也一同前往。

抵达赣州后，新一轮谈判也正式开始，国民党赣南军政代表马葆衍一开始便气势十足，其宣读的条例里全部是关于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内容，但是却缺少诚意。

一向刚毅的陈毅立即起身驳斥，一开始的谈话因此毫无进展，之后几天也均是如此，直到十六日，双方才各自做出让步。

谈判结束，双方参加了晚宴，在宴会上，陈毅见到了昔日曾是中共成员，后来却投奔国民党的叛徒陈洪时。

陈洪时竟还敢过来敬酒，当场被陈毅将军怒骂撵走，会场中陈毅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让国民党所有代表皆是有些惧怕。而对于彭育英，陈毅却是十分友好，二人宛如多年好友一般洽聊。

赣州一别后，陈毅立马上山和项英召开会议，做好全体部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准备；彭育英则是回到大余，亲自呼吁周边县城，停止对中共游击队的“围剿”。

同年十月，陈毅将游击部队集结完毕，并且下山驻扎在大余以及周边县城，正式更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彭育英也是早已做好准备，为他们提供了住宿和军备物资，并亲自迎接这批队伍。

按照程序，中共部队接受改编需要每一个人都将名字记录在册，可彭育英却巧妙施展话术，让一大部分人省略了登记的手续。

这个步骤有何深意？1939年，蒋介石再次带起反共浪潮，无数中共战士被逮捕，就是因为改编时登记在册的名字，而彭育英此举，无疑是为日后减少中共损失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彭育英还积极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营救出了一些中共被关押的成员，例如毛主席弟弟毛泽覃的妻子贺怡等人。

此外，江西抗日义勇军之后将前往前线战场，但是因为成员大多为中共战士，势必会遭到途中一些国民党军官的刁难。

彭育英动用自己的关系，力求扫尽路上的障碍，为陈毅部的前进提供了无数便利。

同时，也有一部分留下来的红军，受到了彭育英很好的关照，可以说，彭育英对于红军的帮助，已经非常大了。

临别之际，陈毅，杨尚奎等人均向彭育英道谢，陈毅更是握住他的手：彭县长，后会有期！

终于，陈毅带领部队开始前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抗日战场，而后方的彭育英，也满心期待，希望这支队伍能够成为击退日寇的强大力量。

弃暗投明，多年之后老友终得相见

陈毅部此后走上了抗日的战线，而彭育英却在这之后开始受到国民党内部的排挤。

因为彭育英多次帮助陈毅队伍，再加上之前并没有将名单登记完善，因此大余以及附近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纷纷告他“勾结共党”。

好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初期，国民党不好意思撕破脸皮，再加上江西省委主席熊式辉看重彭育英，最终才避免了被国民党内部人员迫害。

即便遭到国民党大部分人员的敌视，彭育英却依旧毫不畏惧，多次公开发文鼓励前线战士，包括国军和共军。

1938年，彭育英就在一次公开发言中鼓励新四军“亲爱精诚”。

不久后蒋介石果然撕破假面，再次带起反共高潮，彭育英的处境再次变得十分艰难，当然有着熊市辉的保护，他还是多次化险为夷。

但是，进入国民党这么多年，彭育英愈发觉得国民党有违中国第一大党的称呼，此时最应该统一抗日战线，国民党却偷偷搞起了内讧。

彭育英有些绝望，于是向熊市辉呈上辞呈，决定离开政界，转入商界，希望能够在另一个方面发展。

1942年，彭育英开始担任江西省赣州的分行经理，兢兢业业工作在金融行业，希望能为战时的中国经济做出一番贡献。

可是，在商界，让彭育英加速了对国民党的失望。

且不说江西银行，哪怕是中央的南京，重庆银行，其实质上都掌握在民国四大家族的手中，其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彭育英对国民党陷入了绝望。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彭育英本以为可以和陈毅见上一面，结果蒋介石再次发起内战，国共双方再次爆发恶战，彭育英想要和陈毅见面的愿望几乎成为了奢望。

时间来到1949年，国民党已然陷入了败退之势，彭育英本人也想不到国民党竟然会这么快就败退。

当然，彭育英本人也受到了战乱的影响，身上的物资竟被国军士兵洗劫一空，只能带着自己的家人小心翼翼地躲避战乱，思考未来的去路。

彭育英找来了自己昔日的下属赖志刚，一同商议今后该如何生存。

其实彭育英也想过去投奔中共，但是他想到自己毕竟曾是国民党的官员，投奔后兴许会受到关押，可能会连累自己的家人。

年中，中共顺利解放上海，陈毅也担任上海市长，开始建设解放后的上海。

赖志刚有看报的习惯，一天他看到报纸上的陈毅，立马双眼放光，找到了彭育英，说当年我们和陈毅将军关系密切，若是去上海投奔陈毅将军，一定能得以保全。

彭育英也下定决心，于是立马带着一家人以及赖志刚前往上海。

终于，抵达上海之后，彭育英直奔市长府门口，找到了陈毅。

陈毅出门后，一开始还没有认出这位老友，片刻后才想起来这是十二年前在大余的那位彭县长。

陈毅抱拳笑道：彭县长，别来无恙啊！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彭育英双眼早已沾满泪花：惭愧惭愧。

待到彭育英将自己的经历说完后，陈毅也是颇为感慨，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朋友，我们共产党不会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昔日你深明大义帮助我们，今日我也一定会给予回报！

在陈毅的安排下，彭育英没有遭到任何不公对待，而是担任了上海一个区的办事处副主任。

随后又担任文史馆员工，参事府参事，1973年，彭育英先生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

结语：

陈毅是中共党员，彭育英是国民党县长，两人因为抗日相识，并结下友谊。

陈毅的大义凌然，彭育英的以礼相待，最终让二人成为亲密的挚友，哪怕仅仅共同相处了一个月不到，但是友谊却跨越了十二年，直到上海解放后再次相见。

二人的友谊，值得所有人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