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升与毛主席重逢后以＂主席＂相称，毛主席：你不要这样叫我

引言：

1950年秋日的一个早晨，61岁的朱其升站在北京中南海的大门前，手里紧握着一封信件。他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40年前，他们曾在湖南新军中结为异姓兄弟，在红枫坡前烧土为香，撮土为炉，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如今，那个当年与他同吃同住的年轻人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朱其升不禁陷入沉思：当年那个喜欢读书、总是给战友们讲故事的润之兄弟，如今见了面该如何称呼？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情谊，他是否还记得？而更令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否再次见到这位已是一国之主的结义兄弟？

一、红色机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枪声大作。革命军打响了反清第一枪，震惊了全国。消息传到湖南长沙时，街道上人声鼎沸，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响应革命的号召。朱其升正在长沙城西的一家铁匠铺打工，这天他收工回家时，看到街上贴满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标语。

朱其升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就跟着师傅学习打铁手艺。他虽然只读过三年私塾，但生性勤奋好学，常常在打铁的间隙翻看顾客遗落在铺子里的报纸。通过这些零星的阅读，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这一天，他听说革命军正在招募新兵，便放下铁锤，决定投身革命事业。

经过熟人引荐，朱其升加入了湖南新军。由于他为人正直、工作勤恳，很快就被提拔为上士。一个深秋的午后，他在军营里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身着长衫，面容清秀，正与接收新兵的长官争执不休。

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当时的规定是新兵入伍必须有人担保，但毛泽东初来乍到，无人相识。朱其升听到争执声走出来，仔细询问了毛泽东的来历。得知他是从长沙第一师范学堂来的学生，不愿加入学生军，而是想参加正规革命队伍时，朱其升对这个年轻人的选择十分钦佩。

＂我愿意为这位同志做担保。＂朱其升向班长彭友胜推荐道。他向彭友胜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并表示愿意承担起担保人的责任。在朱其升的力荐下，毛泽东得以加入湖南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列兵。

入伍后的第一天，朱其升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休息时间，当其他士兵都在闲聊或打盹时，毛泽东却在认真地读一份《时报》。朱其升好奇地凑过去，只见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讲的都是各地革命形势和世界大事。

就这样，一个出身贫农、以打铁为生的上士，与一个满腹经纶的师范生，在革命的洪流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朱其升负责教导毛泽东队列训练和武器使用，而毛泽东则在闲暇时为朱其升讲解报纸上的时事新闻。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但朱其升待毛泽东如亲弟弟一般，处处照顾。

二、战友情深

军营生活艰苦却充满温情。在湖南新军的营房里，由于床铺有限，朱其升主动提出与毛泽东同床共铺。寒冷的冬夜里，两人挤在一条棉被下，常常谈论到深夜。朱其升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热水让给毛泽东，说是读书人更需要暖和。

19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部队分发了新棉衣。朱其升注意到毛泽东的单衣已经破旧不堪，便把自己那件新棉衣悄悄放在了毛泽东的铺位上。当时部队给养并不充足，每个士兵每月只有七元饷银。朱其升却经常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下一些给毛泽东。每逢打牙祭的日子，他总会把自己那份肉夹给毛泽东，说是年轻人要多补充营养。

在军事训练中，朱其升将自己多年练就的过硬本领倾囊相授。他教毛泽东如何保养枪支，如何在枪械出现故障时快速修理。凭借打铁的经验，朱其升对武器的构造了如指掌。他手把手教毛泽东拆卸枪支零件，讲解每个部件的作用和保养方法。很快，毛泽东就掌握了这些技能，成为班上枪法最准的士兵之一。

一个深秋的夜晚，朱其升、毛泽东和班长彭友胜在红枫坡上席地而坐。当时湖南的秋夜，红枫叶在月光下泛着微光。毛泽东正给两位战友讲述《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到动情处，朱其升提议三人也结为异姓兄弟。

在红枫坡下，三人用树枝代香，以土堆为香案。毛泽东提议道：＂我们这里虽无桃园，但有红枫为证。＂于是，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三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革命军人，立下了生死与共的誓言。

军营生活中，朱其升发现毛泽东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每当有空闲时间，就会教战友们认字读书。朱其升虽然读过私塾，但识字有限。在毛泽东的耐心指导下，他开始认识更多的字，学会阅读简单的报纸。毛泽东还常常给他讲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让这个朴实的铁匠对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

1912年初，一场遭遇战中，朱其升发现敌军的子弹即将击中正在换弹夹的毛泽东。他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射来的子弹。所幸子弹只是擦伤了朱其升的手臂，但这一刻更加深了三人之间的革命情谊。

在治疗伤势期间，毛泽东寸步不离地照顾朱其升。他用自己的津贴买来药材，熬制中药，每天细心地为朱其升换药。朱其升常说：＂润之不仅是我的兄弟，更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场战斗之后，三人的感情更加深厚，在军营里被传为佳话。

三、时代变迁中的寻找

1913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湖南新军被迫解散。朱其升与毛泽东不得不分道扬镳。临别时，毛泽东送给朱其升一本自己用过的《新青年》杂志，朱其升则将自己珍藏的一把铁匠锤赠予毛泽东，以示永远铭记这段革命情谊。

从1914年开始，朱其升在长沙街头摆起了修伞摊。他选择了这个职业，是因为修伞人常常能接触到各地来往的客人，可以打听到更多消息。每当遇到从外地来的客人，他都会细心询问是否听说过毛润之的消息。但战乱年代，音信难通，十几年来未得一字只字回音。

1920年春天，一位来自北京的商人带来消息，说是在北京大学见过一位姓毛的教授。朱其升连夜写了一封信，托商人带往北京。然而这封信最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样的尝试，朱其升前后进行过七次，但都未能得到回应。

大革命时期，朱其升听说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声名鹊起。他专门前往湘潭，想要寻找故友的踪迹，却只听说毛泽东已经带领农民上了井冈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城内白色恐怖弥漫。朱其升不得不将当年的合影和书信都深埋在后院的老树下，以免连累家人。

生活虽然艰难，但朱其升始终没有放弃打听故友的消息。他的修伞摊成了长沙街头一个特殊的＂消息站＂。来往的客商都知道，只要提到毛润之的消息，这位老修伞匠就会免费给他们修伞。就这样，通过零星的消息，朱其升断断续续地了解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的消息。

1935年，有一位从陕北回来的商人带来消息，说是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朱其升立即写了一封长信，托商人带去。但当时局势动荡，这封信同样未能送达。抗战爆发后，朱其升将修伞摊改成了流动摊位，跟随难民队伍辗转各地。即便在逃难途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寻找故友的消息。

1940年，朱其升在一份地下党人传阅的《新华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那张照片虽然模糊，但朱其升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战友。为了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他找到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然而由于形势所迫，地下党组织无法帮助他与延安取得联系。

战后，朱其升重返长沙，继续他的修伞生意。每当听说有人要去陕北，他就会托人带一封信。就这样，从1940年到1949年，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送达。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解放军干部在他的摊位前停留，听完他的故事后，答应帮他找寻这位老战友的下落。

四、相逢在中南海

1950年9月，朱其升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函。信中说，他当年在湖南新军的战友、如今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已经得知他的消息，邀请他到北京相见。这封信是通过当地政府转交的，还附带着一张进京的车票。

朱其升带上了当年在红枫坡前结义时用过的那个土香炉碎片，以及深埋多年后取出的那本已经发黄的《新青年》杂志。1950年10月15日清晨，他来到了中南海大门前。门卫早已得到通知，立即安排人引领他进入。

在一间朴素的会客室里，毛泽东正坐在那里看文件。朱其升刚想上前行礼，毛泽东就快步走来，一把握住他的手。朱其升叫了一声＂主席＂，毛泽东立即说：＂老朱，你不要这样叫我。你还是叫我润之弟弟吧，就像当年在军营里那样。＂

两位老战友相对而坐，回忆起在湖南新军的往事。朱其升取出那块土香炉的碎片，毛泽东也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原来他也一直保存着。两块碎片严丝合缝，正是当年在红枫坡前结义时用过的那个土香炉。

毛泽东询问了朱其升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得知他一直在长沙修伞为生，毛泽东说：＂你的手艺一直没有丢啊。＂朱其升回答：＂打铁的手艺丢了，但修伞的本事学会了。这些年，就靠修伞打听你的消息。＂

席间，毛泽东特意让工作人员准备了湖南家乡菜。两人边吃边聊，谈起当年在军营里的点点滴滴：朱其升教毛泽东保养枪支的情景，毛泽东教朱其升认字读报的往事，以及那个险些被敌军子弹击中的惊险时刻。

饭后，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取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把崭新的铁匠锤。毛泽东说：＂这是我特意让人按照你当年送我的那把锤子打造的。那把锤子在长征途中遗失了，一直觉得很遗憾。＂朱其升接过锤子，发现重量和手感都与当年那把一模一样。

临别时，毛泽东安排人送朱其升回长沙，并嘱咐湖南省的同志要照顾好这位老战友。朱其升推辞说不用麻烦，自己还要继续修伞糊口。毛泽东说：＂你已经修了一辈子伞了，也该歇歇了。组织上会安排好你的生活。＂

就这样，相隔近四十年后，两位在红枫坡前结义的战友终于重逢。这次相见持续了整整一天，从朝阳初升到夕阳西下。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日记本上写道：＂今日见故人朱其升，往事如昨。他仍是那个质朴的铁匠，我仍是他的润之弟弟。＂

五、晚年岁月

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朱其升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政府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在长沙市工艺品厂担任技术顾问。他将自己多年的打铁经验传授给年轻工人，指导他们制作各种精良的工艺品。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过去，他总是先讲起在湖南新军时的故事。

1951年春节，朱其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套完整的木工工具。包裹上写着＂润之赠＂三个字。这些工具让他找回了年轻时的手艺，开始在工余时间制作木器。他用这套工具做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精致的相框，装裹着当年在军营时与毛泽东的合影。

1952年，朱其升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他将这些年来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特别是那些关于寻找故友的经历。每记录一段往事，他就会在当地档案馆查证相关史料，力求准确无误。这份回忆录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1953年夏天，朱其升重返红枫坡。这里已经建起了一座革命纪念馆。他将当年结义时用过的土香炉碎片和那本泛黄的《新青年》杂志捐赠给了纪念馆。管理员请他在捐赠簿上签名时，他写道：＂此物虽小，但承载四十年往事。＂

1954年，朱其升被邀请到长沙多所学校讲述革命故事。他总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告诉年轻人在艰苦岁月里战友情谊的可贵。在一次演讲中，一位学生问他为什么要找寻故友这么多年，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一份承诺，一份不能忘记的承诺。＂

1955年冬，朱其升最后一次去北京。这次见面比上次简短，但毛泽东特意把他介绍给其他领导同志，说：＂这是我在湖南新军时的大哥，教会我保养枪支的好师傅。＂临别时，毛泽东送给他一本签名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着：＂赠予朱大哥，永记红枫情。＂

1956年，朱其升的身体开始逐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在工艺品厂工作。他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技艺编写成教材，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工人们都说，老朱师傅不仅教技术，还经常讲述革命故事，让大家受益匪浅。

1957年深秋，朱其升参加了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为红枫坡革命纪念馆新馆址奠基。他将那把毛泽东送给他的铁匠锤也捐赠给了纪念馆，说这把锤子最适合放在这里，见证历史。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不久后他因病在家休养。那把锤子如今仍陈列在纪念馆的核心展区，诉说着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