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近山是刘少奇、邓小平麾下的一名得力战将，人们称为是“王疯子”。对此，邓小平说：“这不叫疯，这叫革命英雄主义。”

定陶战役中的大盐湖一战，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待遇。面对命运的不公，邓小平做出我军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项决定，为已经去世了的王近山任命为南京军区顾问，使追悼会获得了应有的规格。

一、不将赵锡田消灭，坚决不回来见你们！

关于邓小平和王近山之间的友情，应该追溯到1946年。

1946年8月25日，西面有敌人向定陶、曹县、东明进攻，东路向单县、成武、鱼台进攻。两路军人就像是两把很大的蟹钳，意图要夹击我军。

当时，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参谋长李达首先介绍了敌情：陇海战役后，蒋介石对先前的失败很是不甘心，命令郑州的刘峙、徐州的薛岳，以及38万的部队、14个师猛扑过来。

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位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将三师吃掉。

这场战争谁来打，应该如何打呢？

其实，各个纵队刚刚结束陇海战役，都没有得到整补，大部分的团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同时，敌人整三师也不是等闲之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都是优质的日式装备，曾参加过征缅甸的对日作战，战斗力非常顽强，师长赵锡田也是黄埔一期生。

这一仗确实相当艰巨，邓小平政委有意刺激一下大家的情绪，说：“赵锡田扬言我们已经溃不成军，不用两个礼拜，就可以将晋冀鲁豫将我军赶到太行山上。现在我们是背起背包回到太行山，还是将敌人坚决消灭呢？”

邓小平话音未落，王近山将军就拍案而起说：“我王近山今天立个军令状，不将赵锡田消灭，坚决不回来见你们！我们六纵坚决要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打得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就当连长！就算全纵队都打完了，我们也要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对得起党！”

他当场便下令打三师主力20旅59团，这个最艰巨的任务。

1946年9月3日夜开始，六纵队集中全力攻击扼守大杨湖的整3师20旅。敌人这个旅战斗力最强，如能歼灭该旅，战局将迅速打开。

由于我军部队从陇海线撤下后长途跋涉，准备工作仓促，头天晚上未能按预定计划突然由南北同时钳击敌人，战斗进展不大。

第二天晚上再次发起总攻，大杨湖20旅仍未能歼灭，整个战役进展不大。

战役进行到第三天，9月5日天刚蒙蒙亮，刘、邓首长就来到作战室，邓小平翻阅了一下敌情资料，看了看地图对刘伯承说：“东面敌人距离我们的行程只有一天多，假如我们今晚还不能完成战斗，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刘伯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低头在室内踱步。

邓小平还没等刘司令员开言，就提高嗓音说：“找王近山讲话！”

参谋王文桢很快接通电话，把耳机递给邓政委。

邓小平拿过耳机，严肃地说：“王近山同志，你们辛苦了。如今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了，东面的敌人和你们很近，你们应该怎么把握。如果今天晚上将20旅歼灭得把握不大，那就赶紧撤离。”

耳机里传来王近山司令员着急的声音：“我们决不能撒，就是把六纵打光了，今晚也要把二十旅啃掉，请首长放心。”

邓小平十分欣赏这敢打硬拼的精神，斩钉截铁地说：“好！同意你们的意见，就这样。”

刘伯承在旁边马上接过耳机说：“近山同志，你们的决心很好，但准备工作一定要搞扎实。我马上到你们那里去，帮助你们一起动员和准备。”

刘、邓首长放下电话，回到桌边坐下。邓小平脸上露出笑容，呷了一口茶，说：“王近山、杜义德这两个人都有股子猛劲，打兰封城也是最后咬了一下牙，打下了。”

刘伯承很有同感地说：“打仗，一定要有一股蛮劲、狠劲，这种精神真是难得可贵啊！”

刘伯承刚说完，就站起来说，“我马上就到前边看看。”

邓小平关切地说：“要注意防空工作，切不可大意呀。”

二、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9月5日夜，部队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向敌人发起猛烈地总攻。为了“能示之以不能”、“避强击弱”，不和敌人硬碰硬，邓小平、刘伯承命令部队一边伺机歼灭敌人，一边准备后撤。

当时，六纵指挥部准备撤退，纵队部的还在扫地、还桌，扫地，有的干部正在打满缸，这是群众纪律，部队每次转移都要这么做。

一切准备好，只是电话还没有拆，因为纵队和总部联系的电话。还没等指挥员上马，是不能先随便乱拆的。

恰巧，电话铃声响了，王近山赶紧接电话，对方是他最熟悉的声音，野战军首长邓小平。

邓小平简单询问了前线的敌情，知道全纵队应该从该地撤离，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离这里很近了……

这时候，耳机中传来邓小平的声音：“不要打满缸，也不要打扫院子……”

这两项基本上都是群众纪律，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这样做。可这是邓小平的原话，是王近山亲耳听到的。

邓小平还说：“破烂装具可以装丢一点，撤离要仓促一些。”

王近山是位老红军，是我军的一员猛将，乍听了首长这么几句话，心中并不完全明了，但他知道邓小平政委从来是说一不二的，他复述着首长的指示：“破烂装备应该轻装，撤得镇静一些。”

“不，你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电话中，更清晰地传来邓小平的话语。邓小平力求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不光轻装物品，背包也可扔它几个！撤得要慌忙一点，要立即出发！”

“好的，撤得要慌忙一些，要立即转移。”

王近山心里直犯嘀咕，首长这是怎么啦，他可从来不说这一类话：“要仓促一些，要慌一些！

“背包可以扔掉几个，破烂装具可以丢掉一点，撤退要慌忙，不要太过镇定……”

“啊这，莫非是?”想到这里，王近山的用拳头敲了敲太阳穴说：“正所谓兵不厌诈，这就是所谓的诱敌深入啊！”

根据邓小平几句话提醒，王近山心领神会，他向全纵下达一项立即转移的命令，接到命令后立即离村。

走在路上，王近山心想：这到底是孙膑减灶赚庞涓呢，还是虞诩增灶灭羌戎呢?

兵法上说，公元前342年，齐国军队深入魏国境中，但魏军一向骄傲轻敌，急于求成。孙膑对齐将田忌说，齐军可以利用这一心理，诱敌深入。齐军进入魏境第一天造灶10万口，第二天只造5万口，齐军和魏军一接触便仓促撒退。魏军追了3天，齐军天天减灶。

魏军以为齐军怯懦，又逃亡严重，遂大意追击，致使魏军有马陵之覆。而虞诩增灶是公元 115 年的事：羌戎进攻汉朝的武都，武都太守虞诩一面声张已向朝廷请求援兵，命令官兵宿营时多做灶，羌军以为虞诩救兵已到，结果成万羌军竟为虞诩3000人所败，慌忙撤退。

莫非是首长指挥若定，智取敌人，示形于敌诱其深入?

想到这里，王近山不禁高兴起来，他立即叫人扔下一些背包，甚至把几匹伤老病马，连鞍鞯都不解，就散放在大路边上...

果然，国民党整三师师长赵锡田看到这一切，胸有成竹地价地咬住我军死追不舍。

原来，邓小平已作过如下分析：蒋介石派刘峙指挥进攻的这把蟹钳，是敌人的主力，战斗力较强；东进之敌较弱，寻歼弱敌，自然先打西路。

而西路敌人只有整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他都是杂牌。整三师如遭打击，杂牌军不会真心驰援。

再者，整三师是从追击我中原部队中途奉调回来，是疲惫之师，又急于立功。所以，打整三师是刘伯承、邓小平下定了的决心。

而整三师赵锡田不知就里，见我军战马都撤弃，就估计我军是慌张逃窜。好大喜功的赵锡田像吞到香饵的鳌鱼，摇头摆尾地上钩了。

刘伯承、邓小平集中三、六、七3个主力纵队，突然向敌进攻，而且打击的目标是先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仗打得很激烈。

刘伯承给杨勇打了电话：“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是你们用血汗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假如我们不能把这股敌人消灭，你们就会前功尽弃，这里的人民会继续遭敌屠杀！”

杨勇的回答是：“司令员，我明白了，坚决消灭整三师！”

邓小平又给王近山打电话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还是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这次大小杨湖的战斗打得很艰苦，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竭力进行反扑。敌人被我军包围后，大声求援。

我军既要集中精力歼敌，阻止各路敌人向中心靠拢，激战进行了两天，已呈胶着状态。

王近山历来向来主张实干，决不让人对他说空话。他要求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极严，最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为了战争的胜利，要讲真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打得下来就是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就是打不下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既然主攻部队已经包围敌人两三天，胜利在望，当然不能功亏一篑。

王近山确实掂量着邓小平话语的分量，他不顾大炮地耳欲聋的轰响，不管敌机低空扫射，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对邓小平说：“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王近山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组织队形，认真选择了突破口，调整了主攻旅的部署，而且把身边的炊事员、饲养员及机关人员统统用来补充战斗连。

用他的话说，拿出了“烧床铺草”的精神，也就是拼老命的精神，要跟敌人决一死战。

全野战军中，谁都知道，邓小平有句著名的战斗格言：“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

所以，他平时要求从严从难训练部队，掌握过硬本领，培养顽强作风，打起仗来部队能吃大苦耐大劳，敢打敢拼，能打硬仗、恶仗。

王近山接到邓小平的电话后，用上了后备力量。

王近山说：“紧要三关，在重载的骆驼身上，再多添一根草，就能把骆驼压趴下！”

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王近山给部队增添了新力量，赵锡田终于支持不住了.....

战场上的形势，有时像河海倒立，山势崩颓；有时像涓涓细流，风平浪静；有时如静如山陵，稳如泰山。

刘、邓两人配合默契，协作搭档，他们将战场上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挥洒自如、指挥得当，游刃有余。

大小杨湖战役结束了，将敌整我三师给消灭了，还将敌47师歼灭，一共歼灭敌人4个旅17000多人，将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以及1.3万官兵生俘，战果辉煌。

1946年9月7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刘伯承发电报：

6月23日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取得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40多年后，邓小平依然对王近山立军令状的事情记忆犹新。对此，邓小平说：“这不叫疯，叫革命英雄主义。”

三、王近山为革命出生入死，我能给他最大的安慰只有这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进军因病无效在南京去世。消息传来，邓小平十分悲痛，立即指示：“王近山战功赫赫，他的后事一定要好好办，悼词我来看看！”

遵照邓小平指示，悼词送到他的桌子上。

王近山的悼词上，他历任职务为兵团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北平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但最后的职务是军区副参谋长——职务是军级。

这虽然是事实，但显然有点不妥。王近山一生战功赫赫，职务怎么只是军级呢?

原来，尽管王近山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却在感情上吃了败仗。

1964年，王近山与妻妹发生婚外恋，妻子韩岫岩知晓后不依不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惊动了刘少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同年11月，他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撤销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降为大校，并且开除党籍，将其下放到河南周口店的艰苦地区当了农民。

一直到1969年春天，王近山才终于承认错误，给中央写信，在南京军司令许世友的帮忙下转交给毛主席。

当然，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位昔日战将。在召开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叫来许世友说：“许世友啊，王近山的事情引发的反响很大，如今放虎归山，哪个军区敢要啊？”

许世友义正言辞地说：“主席，我要！”

这样一来，王近山终于“重出江湖”，来到南京军区担任了副参谋长。

1974年，王近山身体感到不舒服。11月份，王近山发生了大吐血，最后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的请示后，进一步诊断发现，王近山患上了胃癌。

1975年，邓小平正式复出，心里惦念着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想要对他委以重任。听说王近山如今在南京工作，特意来探望他。

来到南京后，邓小平却听到了王近山重病的消息，正在抢救中，所以格外关注他的病情。

当时，南京军区的首长聂凤智正要和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满心都是担忧王近山的病情，说：“我要听你汇报王近山的病情，并不是听工作汇报的！”

从此，王近山的病情汇报每天都要交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成为惯例。

无奈的是，王近山于1978年5月10日因病去世，享年63岁。临终之际，王近山用自己微弱的声音说：“敌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你们谁还在？”

王近山的小儿子守在病床前，含着眼泪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听到这句话，王近山说：“李德生上去了，我也可以放心了。”说完，王近山便闭上了双眼，永远地走了。

在邓小平的关照和指示下，王近山去世前的待遇已经有明显提高。王近山去世后，还为他举行了隆重又庄严的追悼会。

王近山追悼会庄严也隆重，南京军区的大礼堂中，有一千多人参加，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很多人都参加。

王近山去世后，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正在为写悼词的事情犯难。这时，武汉军区副司令肖永银主动提出，要为王近山写上一篇悼词，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给王近山写悼词时，肖永银一时也犯难了，迟迟不敢下笔，最终还是写下了“副参谋长”几个大字。

悼词写完后，邓小平亲自过问了此事，认真对逐字逐句一字一句审阅了王近山的悼词，并且批准了对王近山的评价。

看到王近山是军区副参谋长这里，邓小平沉思片刻，提笔将“副参谋长”四个字圈去。用遒劲字体改为“顾问”两个大字。

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将王近山任命为的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照大军区领导的待遇处理。

与此同时，王近山还特意嘱咐：“王近山同志一生为了革命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着实不容易，我能给他最大的安慰也只有这样了。”

去世以后补发任命，这在我军我党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表现了邓小平对王近山的一片深情，更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两年之后，邓小平又亲自派人专门办理，将王近山的骨灰特地从南京迁回到北京八宝山，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灵堂中。

199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文集《回忆王近山文集》。邓小平欣然提笔，在该书耳写下了书名——“一代战将。”

邓小平题词“一代战将”，这是多高的评价啊。王近山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看到这些话，王近山一定会说：“如果再有来生，我一定还会在刘、邓麾下继续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