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顺治帝从没答应让三藩永镇南疆，到时洪承畴曾经上书，建议朝廷下令吴三桂永镇云南，但被吴三桂本人拒绝了：

云、贵初定，洪承畴疏用明黔国公沐英故事，请以三桂世镇云南。三桂复请敕云南督抚受节制，移总督驻贵阳，提督驻大理。据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一》

其次，裁撤三藩绝非不智之举，你觉得康熙帝不智，那是你不知道吴尚耿等藩有多么能花钱。据《清史稿》记载，顺治17年，仅云南一省，俸饷之初就达九百余万两，几乎占到了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0%，朝廷令其裁军，还被吴拒绝了。

十七年，户部疏言云南俸饷岁九百馀万，议檄满洲兵还京，裁绿旗兵五之二。三桂谓边疆不宁，不宜减兵力。是时三桂已阴有异志，其藩下副都统杨珅说以先除由榔绝人望。

到了康熙年间，吴三桂节制两省，每岁军费超过两千万两，而当时中央的财政总收入还不到三千万两。以致朝廷拿出全部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吴三桂一藩开支，还需要严令江南诸省为其协饷：

藩属将吏士卒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徵诸江南，岁二千馀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请稽核。是时可喜镇广东，继茂子精忠镇福建，与三桂并称“三藩”，而三桂骄恣尤甚。

另外，三藩还借助手中权势，私征关税，垄断贸易，抢夺农田，霸占矿场以此谋取暴利，更有甚者，还放纵手下杀人越货，抢劫偷盗，把云贵诸省，搅的鸡犬不宁，各地官员百姓，怨声载道。

（吴三桂）据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假濬渠筑城为名，重榷关市，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厚自封殖。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参，四川黄连、附子，就其地采运，官为之鬻，收其值。货财充溢，贷诸富贾，谓之“藩本”。

营靖南、平南二藩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徵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自山东赴官，途中上疏，言：“臣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辱士绅妇女，占居布政使官廨，并擅署置官吏。臣思古封建之制，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忧民至意，以安百姓，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默？乞敕二王还官廨，释俘虏。”继茂奏辩，可喜亦有疏自白，章坐诬论绞，上命贷死夺官。逾年，高要知县杨雍建内迁给事中，疏陈广东滥役、私税诸大害，谓：“一省不堪两藩，请量移他省。”

这种情况下，想要靠吴三桂老死来分化瓦解三藩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朝廷的财政能不能坚持到吴三桂去世。就算吴三桂当场暴毙，又能如何呢？只要朝廷敢撤藩，哪怕吴三桂不想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其手下也会逼着吴三桂反，广州尚可喜就是最好的例子，尚可喜掌权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部下强调，跟着吴三桂对抗清廷绝无好的下场，结果呢？尚可喜还活着的时候，手下就叛变了：

之信阴通三桂，三桂兵日迫。之孝与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二月，之信发兵围可喜第，叛。可喜卧疾不能制，愤甚，自经，左右救之甦，疾益甚，十月卒。可喜疾亟，犹服太宗所赐朝衣，遗令葬海城。

康熙在三藩事件上的失误，不在于是否裁撤三藩，也不在于是否三藩齐撤。耿吴二藩，互为唇齿，一反皆反，吴三桂戎马一生，绝不会蠢到让朝廷各个击破。康熙帝最大的失误在于，消息闭塞，没有对三藩反叛做任何预防性措施。

其实，吴三桂起兵之初，实力并不算强，其所部所辖4镇10营53佐领不过三万余人，耿精忠所部，更是只有一万余人。康熙帝虽然拿“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来堵众人之嘴，但并未做到他自己所说的“今先发，犹可制也。”

吴三桂11月起兵，然而，直到两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康熙帝的第一支主力才从北京出发。一直到吴三桂起兵的第四个月，也是吴三桂攻陷长沙的近一个月后，清军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才在长江北岸集结完毕。这种反应速度，康熙帝好意思说自己是“犹可制也”吗？

九月，诏使至，三桂大失望。与所部都统吴应麒、吴国贵，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壻夏国相、胡国柱谋为乱，部署腹心扼关隘，听入不听出，与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发云南。

己未，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吴三桂。······十三年甲寅春正月乙亥，勒尔锦师行。

二月乙未朔，太皇太后颁内帑犒军。······甲寅，吴三桂陷长沙，副将黄正卿叛应之，旁陷衡州。命都统觉罗朱满守岳州，未至，岳州失。

三月乙丑，命整饬驿站，每四百里置一笔帖式，接递军报，探发塘报。命左都御史多诺等军前督饷。戊辰，吴三桂将犯夷陵，勒尔锦遣兵击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