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繁多的民族画卷中，56个族群各具特色，其中55个为少数民族。

彝族，作为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不仅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族人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医学、历法及宗教信仰，文化层面的发展可谓全面而深入。

彝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作“夷族”，但毛主席为了确保语言的精确和尊重，亲自将其更名为“彝族”。

毛主席为什么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海结盟

在1935年的春末夏初，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演史无前例的长征。

刘伯承将军带领的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穿越了四川西南部崎岖的山脉，来到了被群山环抱、历史悠久的彝族聚居区——凉山。

在那里，红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冕宁县彝海之滨进行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血盟仪式。

两方在彝海岸边，肃穆而庄严地交换誓言，红军与彝族的这次联盟，为红军顺利推进、强渡大渡河及后来惊心动魄地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彝族，这个坐落在四川西南部山区的民族，生活在这片险峻而闭塞的环境中。

多年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交通不便，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迟缓，居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乃至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彝族人民对外来者，尤其是汉族军队，抱有极深的戒心和敌视。

彝族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源远流长。

在红军到达冕宁之前，国民党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不断在彝族地区散播反共宣传，企图在红军与彝族之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红军领导层意识到，若要安全通过这一关键地带，必须赢得彝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为此，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这份布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理念，强调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区别，更是向彝族人民展示了红军的诚意和友好。

其中提到了: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汉彝一家亲

但历经长期的歧视与压迫，彝族人民在抗争与求生之间摇摆。

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阀的铁蹄镇压，还有地方武装的持续欺凌。

深山之中，彝族的心声与怨气被雾霭遮蔽，他们的眼界被迫限缩在这片压抑的山谷。

在这样的环境下，彝族人民自然对任何外来的“喊话”持保留态度，不易轻信。

此情此景，中央和军委对红军穿越彝族区域的军事行动予以高度重视。

毛主席在红军出发前便反复强调，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要通过宣传和实践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彝民的信任与支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

在彝族区内，羊坪子村的果基小叶丹是一个例外。

他聪明伶俐，通晓汉语，且具有过人的口才，使他成为果基家族中的领袖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即便是面对“天威”般的官兵侵扰，小叶丹也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勇气和机智。

一次因他人惹事而导致的危机中，小叶丹虽然感到恐惧，却机敏地通过派遣擅长汉语和辞令的沙马尔各去与红军接触，以探清楚红军的真实意图。

沙马尔各与红军的会谈结果令人意外地融洽，他带回的消息证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

这使得小叶丹信服，带着15名族人下山，主动寻求和平。

在彝海之畔，小叶丹与红军司令刘伯承的会面尤为传奇。

刘伯承不仅重申了红军的和平宗旨，还深入讲解了“汉彝一家亲”的理念，成功消弭了民族间的隔阂。

为了巩固这份新建立的信任，双方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彝族血酒仪式。

缺乏酒精的情况下，清水代替酒液，沙马尔各用刀背打鸡头，将血滴入清水之中，仪式在彝族的咒语中达到高潮。

刘伯承与小叶丹交换誓言，宣誓成为兄弟，这一行为象征着两族人的团结与共生。

小叶丹与刘伯承的友谊不仅在当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在后续红军的行军中显示出其重要性。

红军在小叶丹的帮助下，得以顺利穿越百里彝区，这一地段本被视为难以逾越的“畏途”。

小叶丹不仅亲自护送红军，还组织了彝族民众参与保障工作，确保红军安全通过。

小叶丹最终留下的遗物——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即便在他被地方军阀杀害后，这面红旗仍被其妻子精心保存，并最终献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成为不朽的记忆。

那当时为什么要把“彝族”叫做“夷族”呢？其中有什么渊源？

彝族渊源

彝族，这个多元且历史悠久的群体，其源头追溯到古代汉文献中常提及的“西南夷”——这是汉人对西南地区多个少数民族的统称。

多种历史文献，如《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均提供了关于彝族丰富的民族史料，其中明确记载彝族自称“尼”，这一名称源自古代汉语中的“夷”，因此在多数汉文文献中，彝族便被称作“夷”。

彝族的支系复杂且繁多，特别是在云南，根据自称和他称，彝族分为多达81种不同的分支，包括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祖、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尼颇等。

其中，诺苏为最大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的凉山地区。

彝族的方言极为多样，各地方言之间虽难以直接沟通，但仍保有30%至50%的相似词汇和相似的语法结构，共同庆祝着传统节日如火把节，这一节日是彝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彝族的团结和文化特色。

历史上，彝族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多有变化。

在秦汉时代，彝族的祖先曾被称为“昆明”、“叟”以及“离”，这些名称各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信息。《华阳国志·南中志》一书中，历史学者常璩给出了详细描述，他指出“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这里的“昆”，即昆明，当时主要指那些分布在今天云南省滇池一带，延伸至西部的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的居民。

这个群体因其强盛的势力和庞大的人口数量而被称为“大种”，显示了其在当地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西汉后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迁移的影响，“昆明”这一族称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不再被普遍使用。

然而，进入唐宋时期，尤其是在贵州地区，昆明这个名称作为族称依然被保留下来，显示了其深远的文化影响和历史根基。

到了三国魏晋时期，“叟”这一称呼则逐渐演变为包括彝族在内的多个夷系民族的共同族称。在一些地区，“叟”与“昆明”甚至互用。

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叟”的提及频繁，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计平之。”

可以看出，“叟”不仅是一个族称，更是彝族先民与汉族历史互动的一个见证。

后来彝族人自称“诺苏”，其中“苏”意为人，也与古代“叟”的对音相同，显示出彝族文化的连续性和丰富性。

在唐宋时代，彝族先民拥有多样的称谓，其中“爨蛮”和“乌蛮”尤为显著。

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彝族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民族识别与命名的复杂历史。

唐朝时期，南中地区，一个因战略位置而历来受到重视的地带，大姓氏族掌握着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氏族的统治下，彝族先民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被统称为“爨人”。

这一称谓，起初仅限于居住在爨地的彝族先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那些未居住在爨地的彝族先民，也被广泛地认为是爨人。

到了元代以后，“爨人”逐渐转变成专指彝族的通称。

《云南图经志书》中提到：“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

在这一时期，另一个称谓“乌蛮”变得尤为常用，这个词指的是居住在东爨区域的彝族群体。“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

乌蛮群体中包括了阿芋路、陈猛、夔山、暴蛮、卢鹿蛮、磨欢敛、勿邓等著名的七部落。

其中六部分布在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这些部落与今日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彝族有着直接的族源关系。

进入元明清时期，彝族的基本通称变为“罗罗”或“倮倮”。

其中，“罗罗”是延续自唐宋时期的乌蛮。《云南志略》中李京写道：“罗罗，即乌蛮也。”这一称谓虽然是汉语中对彝族的他称，但其本意源自彝语。

彝族先民中某些部落自称“罗罗”，在彝语中，“罗”意为“虎”，因此“罗罗”可解释为“虎族”，这可能与彝族对虎图腾的崇拜有关。

《玉溪编事》记载：“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外来的压迫，彝族有时也被贬称为“倮倮”或“夷人”，这些称谓含有不敬甚至是污辱和蔑视的成分。

直至解放初期，彝族还被称为“夷族”。

主席最终敲定

在1949年，中国政坛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

在这关键的时期，张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及十位少数民族代表之一，也参与了这一重要会议的准备工作。

这不仅标志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也是民族团结的一次大检阅。

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代表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个细节问题。

张冲在登记表上的民族一栏中填写的是“夷族”。

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曾被用来指代边远的非汉民族，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含义。

毛主席立即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新中国，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因此，使用“夷”字作为民族名称显然不合适。

毛主席找到张冲，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夷字带有歧视性的含义，作为民族名称不太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不应有夷内之分。”

毛主席提议改用“彝”作为民族名称，并深入阐述了“彝”字的含义：“彝字古代是王宫里用来盛装东西的器物，彝字上部形如房子，房子下面有米有丝，意味着有吃有穿，过好日子。”

他进一步指出，“彝”字不仅包含了丰衣足食的寓意，而且还有着庄重、古老的美感，这些都非常符合彝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现状。

张冲对毛主席的见解表示深深的赞同和高兴。

他觉得这一新名称不仅尊重了彝族人民的文化传统，还象征着新时代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张冲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彝族人民中广泛征求意见。

随后，这个新名称迅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彝族人民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更加坚定了与国家共同前进的决心。

经过彻底的民族识别和广泛的意见征询，1964年，中国政府正式将“彝族”作为官方民族名称予以公布，从而结束了长期使用的“夷族”称呼。

这个名称的改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替换，而是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和尊重的体现，标志着国家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成熟与进步。

毛主席的这一决策，被视为对彝族及所有中国少数民族的一次深刻尊重和致敬，也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

参考资料：

张立玉著. 中国南方文化典籍译介[M]. 2018

高勇著.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族源及民俗文化符号[M]. 2014

彝海结盟传佳话 丁杰 凉山日报(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