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禁教时期的北京天主教会

一，康熙对天主教态度的改变

一六四四年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国，取代了朱明三百来年的王朝，但天主教并没有因为改换政权而受到影响，甚至在传教士和奉教大员大力支持南明朝廷和满清对抗的时候，清政府仍然重用西教士，留用并提升在明廷修历的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康熙皇帝不但任用西教士，而且他本人对西方新科学很感兴趣，他甘拜西方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数理等新科学知识，因此他对西教士非常友善，从而也对天主教常宽容，教务也蒸蒸日上。

不幸的是，教会内部对中国礼仪起了争端，即对祀孔祭祖和使用“天”和“上帝”的名称是否属于异端的问题，大多数的多明我会土和耶稣会士有不同的看法。

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福建代牧严珰（也作颜珰、闫珰、严加禄）出命禁止举行中国礼仪。一七〇七年二月七日，多罗在南京发表公开信，宣布罗马教廷已经下令禁止拜孔祭祖，并警告，如有教友抗命，即处以绝罚。康熙听到后，立即下令将多罗驱逐出境。

二，北京的神父仍然照常进行传教活动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他正式禁传天主教是在康熙五十六年，到他去世只剩下五年，如果这几年也称为教难期。则这种教难实际上是表面的或者是形式上的教难。他虽然在被欧洲的法令激怒之下，下令禁教，但他并没有消灭天主教的意思，也没有反教的决心。

他批准禁教的奏章是“禁传”天主教而不是禁奉天主教，和后来的三个皇帝禁教大不相同。所以各级官吏对禁教之令并不严格执行,西教士还可潜藏内地私行传教,朝廷也未深究。

因此終康熙之世，虽然明里公布了禁教之令，但北京的传教神父仍然照常进行传教活动。各省则随地而异。一般神父们转入地下，扮作商人潜入内地传教，并未有大规模逮捕杀害事件发生。

其次康熙皇帝还留用了大批西洋教士为他服务，还容许年老有病的西洋人留居在中国。

这时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计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沙守信、戴进贤、马若瑟、利国安、巴多明、殷宏绪、孙璋、徐懋德、德玛诺、赫苍璧、聂若望、卫方济、费隐等。

其中利国安曾是中日两国耶稣会省区巡阅使：殷宏绪为法国省耶稣会会长；赫苍壁继殷宏绪任会长，在北京主持全会教务；白晋、雷孝思等九人奉皇帝命绘制了《皇舆全览图》，历十一年，于康熙五十八年完成。

三，康熙禁教期间北京出版教义书

就在康熙最后五年禁教期间，西教士在北京出版了好几种教理教义书，列表如下：

《真道自证》 沙守信著，一七一八出版

《圣体仁爱经规条》冯秉正著，一七一九出版

《圣母净配圣若瑟传》马若瑟著，一七二一出版

《朋来集说》冯秉正著，一七二二出版

《炼灵通功经》利国安著，一七二二出版

以上都是刊有出版年月的书，此外必然还有别种未记年月的圣书类。这些书的出版，证明当时教友的宗教生活还是很正常的，教友数目也不致减少，大约在三十万左右。

据一份详细的统计纪录称，康熙末年到雍正即位之初，在中国全国还有神父一百二十三位，其中耶稣会士五十九人，方济各会三十二人，多明我会八人，奥斯定会六人，遣使会三人，教区神父十五位。

四，北京的教友们可以进堂行圣事

康熙末年北京在北京的西教士尚有二十人，除戴进贤等在钦天监工作外，还有郎世宁、宋君荣等在内廷供奉。东南二堂尚有神父十人左右，修士五人；北堂也有神父十人左右，修士一人。

他们相当优容，不但让他们拥有四座教堂，可以在里边祈祷举祭，而且北京的教友们也可以进堂祈祷行圣事。

直到后来雍正下令禁止教友进堂，就只有雍正的西学教师德理格的西堂可以进了。在北京城外的海甸正福寺原有方济各会的总锋区，从临清过来的康和之副主教曾来此驻足。

还有一位中国神父名樊守义，原籍山西平阳人，于康熙四十六年随艾若瑟神父赴罗马，入耶稣会，晋铎后于康熙五十九年回国。正在禁教时期，他便暗地里在北京附近传教。樊守义有时还到山东和长城一带去。

五，康熙末年传教士在北京收养弃婴

康熙末年，传教士在北京收养弃婴的活动都有记录，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一封书简中谈到清初北京的弃婴旧习以及传教士为此所作的努力：

“在北京每年被人遗弃的孩子的数目非常巨大，简直使人难于相信。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为一些这样的孩子施洗。”

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康熙后期所写的一份报告中也很清楚地反映出北京地区类似的情况：“至于孩子，我们施洗的人数多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早上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弃婴行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人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紊乱，真令人惊讶。”

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的一封书简中也提到康熙后期传教士在北京收养弃婴的活动。传教士们通常采用的做法是将弃婴送给天主教徒家庭抚养。

例如，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在北京传教时，就谈到传教士处理弃婴的这种方式：倘若受过洗的孩子中有人恢复了健康，我们将其领出来安置在基督徒家里。

这需要新的费用，供养他们的必要费用很昂贵。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后来传教士在中国设立育婴堂机构，以能更有效地救助那些数量庞大的被弃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