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执政时期重用过的7位汉臣，均有一番政绩，也大多得以善终

世人皆知康熙是清朝最著名的帝王之一，在他长达61年的统治期间，朝廷上下人才济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族统治的清朝，康熙却格外重用汉臣。这些汉臣中有的出身寒门，有的家族显赫；有的年少得志，有的大器晚成；有的忠心耿耿，有的曾经反复。他们当中有治河能臣，有理财高手，有军事奇才，更有文化巨匠。这些汉臣为何能在满族统治的朝廷中脱颖而出？他们又是如何赢得康熙帝的信任？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看看这些汉臣们的传奇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汉臣的选拔与重用

康熙年间的科举制度延续了明朝的传统，但在考试内容和选拔标准上做出了重要调整。康熙九年（1670年），朝廷在八股文考试中特别增加了对策一科，要求考生针对时政问题提出建议。这一改革使得科举考试不再局限于对经典的死记硬背，而是更注重选拔实干之才。

在满汉共治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康熙帝废除了此前实行的＂满汉分考＂制度，改为统一考试。这项政策使得汉族士子获得了与满族考生同台竞技的机会。同年，朝廷还颁布了《取士条例》，明确规定择优录取，不分满汉。

康熙对汉臣的任用标准可以概括为＂三才＂：才德、才学、才能。以陈廷敬为例，他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入值南书房。康熙帝发现他博学多才，便指派他担任皇子讲官。陈廷敬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渊博学识和谨慎态度，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考核制度方面，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始实行＂大计考察＂制度。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政绩、廉洁和能力三个方面。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去留。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汉臣提供了凭借真才实学晋升的机会。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朝廷又推出了＂专才取用＂政策。此前，官员升迁往往需要按部就班，但这一政策允许破格提拔特殊专长的人才。如靳辅因治河有方，从四品的通政使直接升任从一品的河道总督。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资历限制，为优秀的汉族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在选才标准上，康熙特别重视实践经验。他经常派遣汉族官员到地方任职，通过实地考察来发现真才实学。如姚启圣在担任广东香山知县期间，以善于治理地方闻名，被康熙帝称赞为＂能吏＂。这种从基层实践中选拔人才的方式，为后来众多汉族官员的晋升开辟了道路。

二、文治能臣的建树

在康熙朝重用的汉臣中，陈廷敬的功绩最为显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在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时，创新性地采用了＂部首检字法＂，将全书分为214部，收字47，035个。这一创举使得查字更加便捷，一直沿用至今。除此之外，陈廷敬还主持编修了《明史》《皇舆全览图》等重要典籍，为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光地在经世致用方面颇有建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提出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盐商的专营权，允许民间自由贩运。这一政策在福建试行后，不仅打击了盐商垄断，还使盐价下降三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又推行＂均田法＂，在江南地区重新丈量土地，清理隐匿田亩，增加了国家税收。

于成龙在地方治理上独具匠心。康熙十九年（1680年）他担任直隶巡抚期间，创立了＂七条善政＂。其中最著名的是＂慎刑狱＂政策，规定死刑案件必须三审，并在审理过程中设立旁听制度，允许民众旁听案件审理。这一做法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他还推行＂惜农桑＂政策，在直隶各州县设立蚕房，教授农民养蚕技术，使当地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文治能臣们不仅在个人政绩上有所建树，更在制度建设上留下了深远影响。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陈廷敬主持制定了《吏部则例》，详细规定了官员选拔、升迁的标准和程序。这部法典的颁布，为清代官员选拔制度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治能臣之间也形成了良性互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李光地与于成龙共同参与了江南水利整治工程。两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提出建议，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管理体系。这种协作模式为后来的官员树立了典范。

在文教领域，这些汉臣还推动了满汉文化的交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廷敬建议在各省设立满文学堂，教授汉族官员满语满文。这一举措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为清朝的统治稳定做出了贡献。同时，李光地组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into满文，使满族统治者更好地了解中原文化。

在经济政策方面，于成龙推行的＂劝农重商＂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他在任内设立＂义仓＂，平抑粮价，并鼓励商人兴办作坊，发展手工业。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民生，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边疆将领的贡献

周培公在西北战事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智慧。康熙十八年（1679年），面对王辅臣叛乱时，周培公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策略。他先派出密使深入叛军腹地，摸清敌情，继而提出＂以夷制夷＂之策，招抚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切断叛军粮道。在军事对峙最紧张时刻，他三次亲自深入敌营谈判，最终说服王辅臣投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

施琅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水师作战的诸多难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改进了传统战船的设计，在船底加装铁板，提高抗风浪能力。为解决补给问题，他设立了流动粮仓，在各个岛屿设立补给点。在进攻台湾时，他首创＂登陆前置战法＂，即先派遣小股部队在各个可能登陆点设立据点，待主力到达时即可快速登陆，此战法后来成为清军水战的重要战术。

在边疆治理方面，这些将领引入了多项创新举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周培公在西北地区推行＂军屯制＂，让士兵参与农耕，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促进了边疆开发。他还创立了＂互市制度＂，允许少数民族与汉族商人定期进行贸易，这一制度很快在整个西北推广开来。

施琅在统一台湾后，建立了独特的海防体系。他在沿海设立了定期巡防制度，将海防力量分为内海、外海两道防线。在台湾本岛，他保留了郑氏时期的一些有效制度，如＂乡团制＂，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义民制＂，让本地居民参与治安维护。这些措施为台湾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廷在边疆地区实行新的军事制度改革。周培公提出的＂绿营改制＂方案获得采纳，将原本分散的绿营部队整合为战区制，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他还建议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口岸＂，规范边境贸易，这一制度延续至清末。

在军事训练方面，施琅在福建水师中推行了＂水陆兼备＂的训练方式。士兵除了要精通水战技能，还必须掌握陆战本领。他编写的《水师战法》详细记载了各种作战方法，成为清代水师的重要训练教材。

这些边疆将领不仅注重军事建设，还重视民生发展。周培公在西北推行＂屯田养民＂政策，鼓励流民定居，并设立＂义仓＂救济百姓。施琅则在台湾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新品种作物，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

四、治河能臣的作为

靳辅在治理黄河水患上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方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接手河务总督一职时，黄河屡次决口，水患频发。靳辅首创＂因势利导＂的治河方针，不再一味筑堤防洪，而是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支流来分散水势。他在河南段开凿了＂金堤河＂，使黄河水流分为南北两股，大大减轻了主河道的压力。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在河道治理中采用了＂束水攻沙＂的新方法。他在河道两岸修建丁坝，收缩河身，增加水流速度，使泥沙不易淤积。这一方法在山东段河道试验成功后，很快在全河段推广。同年，他还创立了＂河工库＂制度，专门储备修河物资，确保汛期抢险有备无患。

张鹏翮在治理运河时别具匠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在运河枯水段建立了＂节制闸＂系统，通过调节水位确保漕运畅通。为解决河道淤塞问题，他发明了＂翻淤船＂，能快速清理河底淤泥。这些技术创新使得运河年通航时间从原来的六个月延长到十个月。

在工程管理方面，这些治河能臣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靳辅制定了《河工条例》，详细规定了修防工程的标准和程序。他还创立了＂工程责任制＂，要求负责河段的官员在堤防上立碑，记录修筑时间和负责人，一旦发生险情可追究责任。

张鹏翮则在运河沿线设立了＂河工巡查制＂，定期检查堤防状况。他编写的《运河志》详细记载了各段水文特点和险工要害，为后世治河提供了重要参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还在运河沿线设立＂义渡＂，方便百姓过河，减少民间私渡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防汛抢险方面，这些能臣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应急机制。靳辅在各河段设立＂报汛所＂，一旦发现险情立即层层上报。他还组建了专门的＂河工队＂，平时负责日常维护，汛期参与抢险。这支队伍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大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抢护多处险工。

治河能臣们还注重民生工程。张鹏翮在运河沿线推广＂引河灌田＂技术，开凿支渠网络，既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又减轻了主河道的压力。靳辅则在黄河沿岸推行＂滩地农业＂，教授农民在河滩地种植耐旱作物，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起到了固堤护岸的作用。

五、官场新政的推行

康熙朝在选官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陈廷敬推行＂知县格选法＂，规定知县人选必须先在部院衙门学习三年，考核合格后方可上任。这一制度改变了此前州县官员缺乏实务经验的弊端。在他的建议下，朝廷还在各省设立＂观政制＂，让新任官员先在资深官员身边见习，熟悉政务。

李光地在督察体系上有重要建树。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他创立＂互查制＂，由相邻省份的官员互相监督，防止地方官员结党营私。为了提高考核的公正性，他制定了详细的＂政绩考核表＂，将官员政绩分为民生、水利、教化等多个方面进行量化评估。

于成龙在任内推行＂公开听政＂制度。每月定期在衙门外设置＂民意台＂，让百姓当面反映问题。他还在各州县推行＂巡访制＂，要求地方官员定期走访民间，了解民情。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官民关系，降低了民间积怨。

在财政管理方面，这些能臣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陈廷敬主持制定《钱粮则例》，规定各级衙门必须定期公布收支账目。他还创立＂双簿制＂，即同一笔收支必须由两个部门分别记录，以便互相核对。

李光地在任内推行＂预算制＂，要求各地每年年初制定收支计划，年底进行决算。他还在各省设立＂监审司＂，专门负责审核账目。这些制度大大减少了贪污舞弊现象。

在司法改革方面，于成龙推行了多项创新措施。他在直隶建立＂巡回审判＂制度，派遣司法官员定期到各地审理案件。为了减少讼累，他还设立＂调解堂＂，由德高望重的本地人担任调解员，化解民间纠纷。

官员培训也得到重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廷敬建议设立＂官学＂，专门培训各级官员。培训内容包括法律、财政、农事等实务知识。这一制度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提高官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在吏治整顿方面，这些能臣采取了多项措施。李光地推行＂家丁制限＂，规定各级官员可随带的仆役人数，避免衙门人浮于事。于成龙则创立＂考满制＂，规定官员任满三年必须接受考核，考核不合格者需要降职或调任。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康熙四十年（1701年），陈廷敬推行＂公文改革＂。他简化了公文格式，规定各类公文必须言简意赅，避免虚文。同时建立＂急件处理制＂，紧急公文必须优先处理，不得延误。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